“回忆”和“反思”纳粹第三帝国和二战时期的罪责问题是战后德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在众多反思纳粹历史的文学作品中,以回忆和反思“父亲”在纳粹时期的角色和探讨父一子(父一女)代际矛盾为主题的小说或自传体小说成为上世纪70、80年代德语文坛的一个特别现象。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涌现了一大批所谓的“父亲文学”,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68”学生运动是二战结束后德国两代人之间矛盾和冲突最剧烈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68”一代首次大规模地公开清算父辈在纳粹时期的罪行,但这种清算却只停留在公共政治层面,未能深入到个体家庭内部。随着经历“纳粹”时代的父辈去世和“68”运动的退热,参与“68”运动的一代人开始重新“认真冷静”地对待家族历史,在回溯父辈纳粹经历时不仅带着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带着对“68”运动及自我的反思,这一反思在距离“68”运动十余年之后的“父亲文学”中初现端倪。如果说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父亲文学”还是站在德国作为“施害者”的角度去反思自身在二战和大屠杀中的罪责,那么两德统一之后,特别是2000年前后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则开始将德国作为“受难者”的记忆引入公众视野。我们将2000年前后作品中对“哥哥”的回忆与上世纪80年代“父亲文学”中对“父亲”的回忆参照对比,就会发现在短短的20年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忆视角下移——由回忆上一辈的父亲到回忆同辈的哥哥。本论文正是在观察到这一转变的背景下,选取了梅克尔(Christoph Meckel)的《字谜画——关于我的父亲》(Suchbild. Uber meinen Vater1980)、乌韦·蒂姆(Uwe Timm)的《以我的哥哥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2003)以及汉斯一乌利希·特莱谢尔(Hans-Ulrich Treichel)的《失踪的孩子》(Der Verlorene1998),试图以“记忆”为切入视角,借助记忆理论中对“回忆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梳理和分析这三部作品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在分别对三部自传作品中的回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及回忆与身份认同交互关系等问题进行详尽的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80年代以来德国自传文学中记忆话语的转变——由对父辈历史罪责的双重反思到揭示被压抑和排挤的德国人受难创伤历史,以及个体记忆的文学演示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本论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回忆是个体感知自我连续性和同一性的关键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回忆过去以及在反思当下与过去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当下的位置；2、80年代以来,以乌韦·蒂姆为代表的战后第二代作家在自传中体现出了“双重反思”的倾向,即对父辈历史罪责的反思及对自我的反思。将这三部作品置于战后文学记忆话语语境中去考察则不难发现从回忆父亲到回忆哥哥的个体记忆视角转变所映射的集体记忆话语的流变；3、通过对过去的回忆与反思,三部作品的叙述者都进一步强调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一个有责任将家族罪责或创伤过去公之于众的写作者；4、承载个体记忆的自传作品通过文学媒介在与时代记忆话语的交互关系中不仅反映了记忆话语的转变,也参与了集体记忆话语的建构。如果要自述本论文有何创新之处及意义的话,笔者认为首先本论文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自二战结束以来西德文学及统一之后两德文学中涉及战争及纳粹罪行的记忆话语的流变,即从战后初期的直观回忆与再现战争创伤到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的模式化反思和问责再到80年代初期开始的回归家庭内部的二度反思开启了记忆的新维度。这样的梳理工作可以为战后德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其次,本论文在梳理了时代历史语境和理论概念的基础上以80年代以来的三部自传作品为例深入分析了以乌韦·蒂姆为代表的德国战后第二代作家作品中的回忆与身份认同问题,可以引发国内学者对德国战后第二代作家的进一步关注并为研究战后第二代如何面对父辈历史罪责及寻找自我身份认同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