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智能终端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崛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极大便利的生活与服务的同时,也使得个人信息的安全与隐私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知情同意”模式实现了信息“选择进入”,通过“删除权”及“同意撤回权”实现了信息“退出”,但这些制度并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切实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本文细究域外相关经验发现,美国采取“opt-out”模式,通过信息处理者可以直接获取用户信息,除非用户在特定情形下选择反对来建立“宽泛收集+选择退出”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而欧盟则选择经典的“知情同意+同意撤回、被遗忘权等选择退出”的模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一些方面能够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有效参考。鉴于此,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为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个人信息的“进入”与“退出”过程中发挥实效,提出如下制度完善建议:在“选择进入”的模式中,应完善知情同意的规则,调整知情同意机制的授权方式,使信息主体能够在个人信息“进入”商业利用之初就能够自主地为自己的个人信息上一把“控制锁”;在个人信息从商业利用的“退出”上,细化删除权的行权规则,确立明确、可操作的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渠道,同时,细化同意撤回权的适用规则并构建相应的行权渠道;明确数据企业商业利用个人信息中应受到的限制并且完善数据商业利用中个人信息侵权的救济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