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法中,行贿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我国在行贿罪的刑事立法中长期奉行“法不责众”的观念,行贿罪中存在诸多限制性构成要件;“重典反腐”的传统和“严惩行贿”的政策倾向使行贿罪的刑罚结构呈现出重刑化的特点,行贿罪的刑罚甚至在前两档法定刑内高于受贿罪。据此,我国在行贿罪惩治中采取的刑事政策表现为“厉而不严”的状态,并产生诸多问题。文章由定罪机制和刑罚结构两方面论述行贿罪立法的刑事政策应当由“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并提出行贿罪实现“严而不厉”的立法构想。文章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新中国行贿罪的立法沿革和现行立法模式下我国司法治理行贿罪的尴尬局面,并以此引出对立法困境的分析。除行贿罪罪状设计的复杂,我国独特的对腐败行为的二元制裁体系也使行贿罪立法难以涵盖行贿的全部行为类型。我国刑法对行贿罪设定的刑罚幅度过高,传统观念对自由刑的倚重则导致行贿罪中罚金刑、资格刑长期缺位,二者共同促成了行贿罪的重刑结构。第二章论述反腐败的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政策是党和国家所确定的我国现阶段和将来较长时间内腐败治理应当坚持的政策。我国行贿罪立法体现了较高的容忍程度,不符合零容忍政策的要求。在我国采取零容忍政策治理腐败具有理论依据和比较法基础,应当依据零容忍政策的要求对行贿罪的定罪机制进行适当调整,行贿的一切行为类型都应当受到刑法规制。零容忍包括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政策和对腐败犯罪的零容忍刑事政策,受我国独特的二元制裁体系影响和司法资源的限制,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实现以刑法对一切腐败行为进行打击。现行打击腐败行为的党纪政纪和刑法的二元制裁体系仍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应当对规制行贿行为的党纪政纪予以及时更新,并启动对党纪政纪处罚程序的司法化改造。第三章首先对行贿罪的重刑政策及支持行贿罪重刑化的理论学说进行反驳,进而论证在行贿罪中适用轻刑政策的合理性。刑罚苛厉无益于增强刑罚威慑作用,反而会增加刑事诉讼的证明难度。侦察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双方处在囚徒困境中,对行贿人设置轻于受贿人的刑罚有助于加深二者间的不信任,激励行贿人坦白。我国传统重刑政策下刑事立法将自由刑视为主要刑罚手段,应当提高罚金刑、资格刑等多样化制裁手段的地位,实现刑罚结构的轻缓化。第四章分别从严密刑事法网与降低刑罚厉度两方面提出实现行贿罪“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立法构想。修改行贿罪的定罪机制,首先应当调整行贿罪的犯罪化依据,前置刑法介入时点,将行贿的预备行为犯罪化。严密的刑事法网要求行贿罪与受贿罪采取对等的定罪机制,行贿罪构成要件用语过于繁复,应当提高其包容性。行贿罪的刑罚结构应当得到调整,在刑罚幅度方面,行贿罪作为受贿罪的对向犯,其刑罚幅度不应高于受贿罪;在刑种方面,罚金刑、资格刑作为较轻的刑罚种类应当得到广泛适用,引入腐败后果消除和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