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物语或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多以男女关系为主题推动情节发展。在步入近代以前的男性作品中,男女关系经常被定性为恋爱关系,且该类作品多歌颂女性在这种伟大的爱情中,为男性奉献一切。若存在复数女性角色,她们多被叙述为围绕着主人公相互嫉妒的竞争关系,而较少有交友关系,这点经常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所批判。但是,在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古代日本假名文学中,在叙述异性关系、同性关系时,却很容易地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本论文以研究《源氏物语》中女性主体的叙事策略为目的,以《源氏物语》中“夕颜物语”、“朝颜物语”、“大君物语”为例,解读了女性叙事如何解构了男性叙事中传统的男女关系范式。此外,为考察女性书写与叙事区别于男性的独特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本论文还涉及了以《枕草子》为代表的平安时代女房文学、以《宇津保物语》为代表的著者不详的作品、以男性为主体的上代文学及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中国男性文学。第一章应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着重研究“帚木三帖”的叙事层面,解读了“雨夜品评”中“镜像”式叙事结构。本章以“帚木”卷中头中将叙述的“常夏物语”和“夕颜”卷中女性叙述者所述“夕颜物语”为例,认为从恋爱的开端、过程、结果三个角度来讲,头中将所叙述的“常夏物语”和女性叙述者所述的“夕颜物语”皆属于同一情节,具有相同的中心结构。头中将所叙述的故事中,叙述者将男女关系的破裂皆归罪于女性,认为女性的“痴”是关系破裂的原因;而女性叙述者却暗示了男性的不作为和女性的不信任所产生的“隔阂”才是男女关系破裂的原因,并暴露了男性视角的片面性,从而解构了由男性所叙述的男女关系。并且,本章以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将“夕颜物语”与《任氏传》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考察女性叙事的独特性与批判性。第二章以“朝颜物语”为中心,从拒绝结婚和男女交友关系两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朝颜物语”如何通过女性叙事解构并重构了男女关系。首先,朝颜姬君所表现出的拒绝结婚的意志,本就对传统意义上的男女的恋爱及婚姻关系形成了一次解构。笔者认为:在平安时代,父亲对女儿婚姻的控制较为严格,在“葵”卷中,与其说是朝颜姬君拒绝了光源氏的求婚,不如说朝颜姬君的父亲未将光源氏纳入选婿的范围。而在“朝颜”卷中,因为五公主的同意,光源氏与朝颜姬君结婚也并不构成“私通”,考察此卷中朝颜姬君为何拒绝光源氏的求爱时,应排除先行研究中经常提及的“私通”要素,将其归结于朝颜姬君主观上的愿望。其次,在“朝颜物语”中朝颜姬君期望与光源氏成为“风雅之友”的关系,这又何尝不是女性叙事对男女关系的一次重构呢?“朝颜物语”中,朝颜姬君希望与光源氏发展为“风雅之友”的关系,是因为她对婚姻持悲观态度,而这与光源氏的愿望背道而驰,足以体现男女在友情方面的性别差异。在故事的最后,朝颜姬君出家修行,不再与光源氏有所往来。这个故事不仅反映了女性对婚姻关系的悲观态度,同时暗示了男女的友情关系也很难实现。《源氏物语》中的“朝颜物语”和“大君物语”是女性拒绝结婚故事中的代表作品,但实际上,先行于《源氏物语》的记录类和物语类作品中,亦可见女性拒绝男性求婚的故事,它们被称为“隐妻”型物语或“未尝适人的女子”故事。第三章以先行于《源氏物语》的诸作品中“未尝适人的女子”主题的传说及故事为研究对象,从“与姐妹相关的故事”和“隐遁与厌世的倾向”两个方面出发,考察“未尝适人的女子”故事对《源氏物语》中“大君物语”的影响,并指出“大君物语”在继承了这些故事的同时,又解构了这些故事。而“大君物语”中,大君拒绝结婚的意识,显然比朝颜姬君要激进许多。“大君物语”中大君的出家和死,包含着比“朝颜物语”中更多的悲观、绝望与无可奈何。可以说,“大君物语”对“朝颜物语”试图重构的男女关系,又形成了一次解构。第四章着重论述女房书写的内因和女房叙述的意义。《源氏物语》的作者是宫廷女房,更具体来说,是侍奉后妃的女房。与贵族小姐们不同,女房这一职务需要她们与男性多加交流,因而,她们打破了一些贵族小姐们视为禁忌的规定。宫廷女房们与男性官员们自由地交友、恋爱。因此,她们常为人所不齿,但也正是因此,她们的眼界比养在深闺的小姐们开阔许多。笔者认为,这正是宫廷女房可以创作出属于她们的女房文学的原因之一。《源氏物语》的作者是宫廷女房,而其叙述者却多被设定为侍奉光源氏或夫人们的家庭女房。《源氏物语》中的叙述风格,也基本上遵循家庭女房的行为规则。处于“家庭女房”这一立场的叙述者们,或因职务原因、或因利益原因,在其叙述中会赞美或维护光源氏,这是为了保证物语的真实性。而叙述者作为女性,在叙述时,有时也会与光源氏的男性视角产生冲突,从而揭示男性视角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