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危机管理和动员的研究成果都不在少数,但目前还鲜有将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2019年底至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危机事件,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降低风险,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新冠疫情防控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危机动员机制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因此本文选定“新冠疫情防控中危机动员机制研究”为研究主题。本文以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为背景阐述危机动员机制的重要性,通过运用“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分析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危机动员机制的四个运行过程,即为启动危机动员机制做准备的准备阶段、危机发生后政府还未做出应激反应的启动阶段、政府已启动以“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为代表的危机动员机制且社会与人民积极参与的运行阶段、危机动员机制的各个部分均趋于平稳、成熟地运行且针对特殊事件做出特殊回应的调整阶段。本文在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中危机动员机制所彰显的显著制度优势与整体部署、信息的密集式宣传与即时性动员、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相互交融的学习过程、运用数字驱动实现国家“全面—全程—全员”治理四个方面的制度优势,与效率—效果—效应维度、公共价值维度、功能整合维度、信息技术维度四个维度的治理效能后,将其短板与不足加以总结,主要存在疫情防控危机动员法律制度不完善、常态动员模式到危机动员模式难以一键切换、缺乏人文关怀且措施简单化、缺乏健全的配套机制四个问题。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本文针对以上四个问题提出与之相匹配的优化路径:其一,通过健全疫情防控危机动员基本法律、专门法律与配套法规来完善疫情防控危机动员法律制度体系;其二,通过对危机动员机制的启动、部署、运行、效果四方面进行提升来规范疫情防控危机动员的操作流程;其三,通过实现疫情防控危机动员的力度与温度并存来强化疫情防控危机动员的内在张力;其四,通过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建立危机管理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加强科技动员、完善舆论动员、完善其他方面的设施建设等方式完善疫情防控危机动员的配套机制。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危机动员机制实质上是在科层体系与社会双双被改造与动员的状态下运行的,是非常规国家治理与非常规社会治理达到某种平衡的衍生物。危机动员机制作为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既是实现我国公共安全的保障,又是增强党执政能力的有效机制。本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试图为我国危机动员机制的运行提供优化策略与新的思路,进而为我国完善危机动员机制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