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是一种多发性、常发性犯罪,因该罪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公民的人身生命健康权利,因此一直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目前,抢劫罪在我国刑法中涉及的定罪条款共有四条,即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和第289条“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中后三个条款由法律明文规定准用刑法第263条抢劫罪,即为本文研究的准抢劫罪。准用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准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把握准抢劫罪的重点。由于司法实务界对准抢劫罪前提条件的有关规定的理解存在争议,造成对准抢劫罪前提条件的法律适用不统一,增加了把握该类犯罪的难度,因而使适用该类犯罪的有关规定成为目前司法实践的难点。但一直以来,刑法理论研究注重的是准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对于争议较多的前提条件以及相关疑难问题的法律适用和立法完善问题,至今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拟从司法实务者的视角,从准抢劫罪的概念和历史沿革出发,对准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及其特点、准抢劫罪相关疑难问题的法律适用,如先行行为和递进行为的犯罪形态,刑法第289条规定的犯罪主体及罪数问题,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凶器”和“携带”的认定,结合具体案例,作比较详细的阐述,并且针对前提条件中先行行为的性质和范围上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而后分别提出自己的立法完善建议:对前一争议提出的修改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劫的”;对后一争议问题提出扩大先行行为的范围,在准抢劫罪的相应条款中,将实施特殊类型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如盗窃信用卡,集资诈骗罪、诈骗信用卡等罪,纳入准抢劫罪的范围中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