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万象》、《春秋》与《天地》三个期刊为对象，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沦陷时期上海文坛所出现的一连串秩序变化，如何构成文学在“商业”与“政治”间游移的现象，并尝试说明这种含混的现象具体如何发生。　　 为说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在“商业”、“政治”间游移的“实态”过程，本文选取了当时出版的文学期刊作为考察的切入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杂志本身体现了当时文学的各种原生样态，适合于沦陷区文学生态的考察探析；一方面也是基于上海沦陷时期的文人以期刊为中心，形成了文坛的各个“版块”，围绕着这些期刊所发生的诸种话题、现象，诸如：编刊者的取向及举措、作者的聚合、刊物内容的特点及变化等，恰好可以体现沦陷区文学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　　 依据以上两点设想，本文最终选取了《万象》、《春秋》与《天地》作为考察对象。这三个杂志具有时段上的代表意义，更重要的是刊物编辑人身份背景上的代表性，形成了文坛不同流派和代际的组合，基本上涵盖了新老作家、新旧文学、政治化商业化等不同面向的问题。本文尝试跳脱一般杂志研究的思路，以编刊背后所承载的议题为中心进行讨论，并在讨论中对三个杂志加以对应、比较，尝试说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在外力侵入的碰撞下出现的含混状态。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上海沦陷造成的文坛格局变化，并初步介绍作为研究对象的三个刊物与其主编者。第二章至第四章进入个案分析。其中，第二章以柯灵接编时期的《万象》为中心，尝试考察拥有新文学背景的柯灵接编《万象》后，如何在刊物原有的通俗性质上进行调适，并探讨商业化的运算如何在一方面保障了刊物营运的独立性，一方面又限制了刊物文学性的追求。　　 第三章专注于陈蝶衣主编的《春秋》，对其大举引入大后方作家作品的举措进行讨论，从中分析通俗文人应对沦陷环境的编刊策略，同时探讨大后方作家作品的出现与沦陷区人的精神连系。　　 第四章以苏青及其创办的《天地》为对象，通过分梳苏青与伪政权要人的关系，聚焦于战时文学与政治挂钩的问题，对其间产生的文学表述形态进行探讨与分析。　　 第五章为结语，将在总结以上个案的基础上，就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活动在“文学”、“商业”与“政治”三者之间游移的状态作出总体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