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早期新诗中的“白话自由诗”为研究对象，所谓的“白话自由诗”，是从“语言”和“体式”两条线索出发，所概括出的早期新诗的基本样态。论述将以“白话”与“自由体”为参照，聚焦在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三个人身上，并且把他们放到收稿于《初期白话诗稿》的诗人群中，也就是将《新青年》当作主背景，然后带进他们各自的纵向的历程，以一种参差的方式来呈现横向的对照。　　 第一章梳理“白话诗”的发生脉络，讨论胡适自《竞业旬报》时期开始的诗歌翻译，以及留美期间对“白话诗”的思考与实践。藉由考察其《竞业旬报》时期的诗歌翻译，去厘清他诗歌观念的演变，作为“白话诗”发生历史的补充。总的来说，胡适在“文字革新思想”的概念空间里，其“文学实验”让他得出“言之有物”、“字句形式不拘成法”两条重要思路，一首“步韵戏和诗”让这两条思路汇集到“作诗如作文”上。然而直到1917年7月归国前为止，他的“白话诗”依然没有突破“齐整的字句”。　　 第二章论述胡适归国后成为《新青年》同人，其“白话诗”的思路发生了关键的转变：即重视“自然的音节”，使得“白话诗”从“齐整字句”转为“长短无定”，也让本来被打成两撅的语言和体式，靠著“自然音节”这点重新接合上。这一重要关节促成“自由体”的呼之欲出，尽管音韵问题并未就此彻底解决，《新青年》的诗作也没有因此面貌统一。其中鲁迅诗作流露的打趣意味，对比胡适有意摒弃诗中的“打油气”，触及了超越语言和体式之外的新诗的根本问题，而关涉新诗的内容实质与写作规范。　　 第三章关注刘半农的“缓缓尝试”，一方面是他在翻译里面语言和体式转换上的保持开放；另一方面是他体现了创作时语言与体式间的互相迁就和转化。相对于他诗歌创作在体式上的多元，语言上坚持往口语靠近却是贯穿始终的。这个对语言的执著，从起初的“白话诗”，到使用方言写作拟儿歌和拟民歌，确实没有动摇过；其《拟古》或《听雨》等旧诗，也符合他所主碾的“文言浅显化”，语言上向白话靠拢。所以说他的诗体尽可五花八门，他的语言却是一路往口语上走。　　 第四章以周作人为中心，考察他在诗歌翻译活动中，因为坚持一种直译的“散文达恉法”，成就了他对白话自由诗的先知先觉，以他的《古诗今译》为界，考察此前此后由文言转换成白话的诗歌翻译，体现出怎样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周作人用散文的方式来译诗和写诗，本身就突破了传统诗歌格律，这是“体式”意义上的改造-用散文改造诗歌；而在“语言”方面的改造，正是通过白话去刷洗旧诗的格调和典故系统，让我们脱离文言对思维和想象的引力作用，这是此种语言转换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后一章为结语，“白话-自由诗”在体式上，靠着对“自然音节”的阐发而生成了自由体；在语言上，因着使用白话而达到刷洗旧诗格调和典故系统的目标，分头竭力促成新诗诗体的成立。今日的新诗仍然还是“用白话写成的分行自由诗”，只不过所谓“白话”，既不是“胡适之派”的，也远不是周作人的“欧化语体文”所能概括；“分行”作用也有了变迁，不再是“照呼吸的长短”、用分行显示口语节奏，却成为一种“强迫断句”的书面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