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正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此过程中,如何收集、固定、质证和采纳证据,如何以规范的程序对待证据,是最细致、最繁琐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决定着审判中心理念能否贯彻落实,决定着改革的实际成效。为此,本文聚焦刑事诉讼中的虚假证人证言,对实务中广泛出现并造成严重司法困境的虚假证人证言现象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规制虚假证人证言的思路。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与虚假证言规制相关的立法和理论研究状况。在立法方面,梳理了与虚假证言规制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理论研究方面,对证人出庭、证人保护、证人证言审查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等相关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第二部分结合案例分析虚假证言的现状及其规制方面的问题。该部分以判决书作为一手材料,分析了实务中虚假证言的特征,总结了虚假证言的四层危害,即影响侦查时间、犯罪嫌疑人暂时逃脱追责、司法机关错误追诉和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进而归纳了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原因。结合案例,分析了虚假证言规制方面的问题:证言审查有效性不足;辅助措施针对性不强;处罚标准不统一;书面证言规范缺失。第三部分对域外刑事虚假证言规制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英美法系的对质权和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虽然表述不同,但都强调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在英德等国具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基础,故证人宣誓可以有效促使证人如实陈述;美国设计了严密的直接盘问和交叉询问规则,既能保证充分询问证人,又给予了辩护人充分辩护的空间;英国有多种公力或私力的证人人身保护措施,美国则发展出了较为完善的证人财产补偿制度;德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证言更正,美国则是相对严格的证言维持制度,所起作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四部分提出了刑事诉讼中虚假证言规制的完善思路。主要从证据收集审查的程序设计、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立法衔接、辅助措施的规范三个角度进行论述。应当规范证言收集的形式;证言审查需要进行证据间印证,也要注重对证言来源、证言形成方式、证言形成时间、证言内容等方面的鉴别;对虚假证言进行处罚需明确行为人的故意心理,对过失的错证应当允许更正;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应当依据不同程度的危害确定,应当对辩护人取证行为有限度地放宽。此外,还围绕证人出庭、证人保护、如实作证保证书和证言电子化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