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仅23岁、时任不丹国王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召开新闻发布会，引大批记者蜂拥而至。面对这位16岁就接替父王执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不丹王国的年轻人，一位记者尖锐地要求解释不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极低的情况，并简要回答在其未来任期内的关键发展战略和目标。年轻的国王镇定自若地宣布，他最关心的是提高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而不仅仅是经济产出。　　 这段话最初或许只是国王的一时应变之语。但自那以后，它却逐步演变成一套结构严谨的治国理论，统领不丹社会完成一次实际而深远的发展范式转变：更注重发展质量，而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评估进步和追求进步；考虑普遍的人类福祉，着眼于心灵、精神、物质与社会满足的和谐结合。　　 本研究旨在描述这种整体发展方式的主旨；阐述其在不丹这一环境中具体实施时面临的挑战；强调这种替代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从本视角出发，诸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等数据指标构成了一套适用范围有限的工具。然而个人成长与社会增长现象纷繁复杂，上述工具显然无法全面开展评估。若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投资于人类的各个领域。　　 过去四十年以来，国民幸福总值(GNH)基本上就是不丹国家的属性、状态与治理的代名词；政府当局自称坚定不移地遵循GNH的四大支柱开展工作，即公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保护本土文化；推动民主形式的善治；保护自然环境。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国民幸福总值原则催生的政策在文化和环境领域似乎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就社会经济成就而言，目前的影响依然只是局部性的。众矢之的恰恰就是用标准化手段衡量诸如满意度或者“幸福”这种极为主观--也就难以捉摸--的方面是否可靠。近来，全面具体地适用GNH一事遭遇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的相关挑战，例如：种族骚乱；可能加入WTO以及必然产生的义务调整；以及不丹结束长期自我隔离后面临的本土文化基础削弱的风险。我坚持认为，不丹的文化基础是这整项政策的根基所在，也必然为其造就一个总体上“相当不丹”的现象。　　 鉴于GNH是对不丹在特定的社会、经济与生态背景下的一种体现，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将这种整体手段照搬到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想法并不现实。不过，其中某些领域，比如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对进步进行更看重质量、以人为本的综合评估，其核心意义事实上已经超出不丹的国界，确实代表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模式。随着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日渐加剧，全球军力竞赛的破坏性日益显露，金融危机一再发生，以及人类引发的环境灾难越发频繁，其他社会很快将不得不从中寻求启示，至少是一部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