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近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由高储蓄和高投资来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用扩张保证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往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步凸现，已经严重制约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化解金融风险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实现未来经济快速、健康运行的关键。　　本文基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讨论了这种增长方式的约束条件。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国通过扭曲的金融体制安排来实现经济增长有其内在合理性。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银行免于破产的国家隐性担保，通过全民储蓄的动员机制进行信用扩张，激励了投资扩张性的经济增长，使中国迅速摆脱了所谓“贫困陷阱”的束缚。但这种特殊的金融体制安排，却在客观上造成了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转换等问题，同时还付出了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不断累积和宏观经济潜在不稳定的成本。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有可能放大外部冲击效应，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改革金融体制，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从而更快地促进技术进步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改革，本文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引论，后续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章是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综述，该章回顾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些代表性理论争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并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作了简要地说明和评述。从该章的综述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虽然历史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学者们之间存在着争议，但在今天，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尽管如此，在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上，却还存在很大争议，因此，在本章的最后，作者结合内生金融理论讨论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演进规律。　　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模型部分，作者先就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投资扩张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指出了这一阶段中国通过特殊的金融安排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并指出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作者接下来将金融发展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将技术进步的方式分为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两种，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作者的理论分析表明，对于一国经济而言，技术进步的最优路径受到该国金融发展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一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选择以投资扩张为基础的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引进技术前沿国的先进技术来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无疑是该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因此，模型结论与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是一致的，也与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同时，模型结论又显示出一些不同于格申克龙观点的地方。例如，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当它们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时，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逐渐增加，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将会转向技术创新，并且在这个转换中，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后进国家在前一阶段赖以进行投资扩张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以及追赶型发展战略下各地方政府的增长最大化冲动，可能会延迟经济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因此，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为建立一个自主创新的国家奠定好一个良好的金融体制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章是本文的经验验证部分。本章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目的在于说明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结论、最新进展以及存在的可以改进的地方。在第二节中，限于缺乏银行贷款在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之间具体配给情况的省份数据，作者构建了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个间接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本章第三节给出了用于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和相关变量，然后基于中国各省份1991-2004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估计了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本章的第四节，作者对验证结果作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最后，在上述经验验证的基础上，作者认为，1991-2004年期间，中国的金融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同时，由于现阶段中国金融体制的金融抑制特征，各地方政府对银行部门贷款活动的干预使得金融资源过多地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部门，从而造成了过度投资、生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和生产效率的下降。作者的基本判断是，由于金融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形成的既定格局，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是审慎而不完全的，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相较，仍然是滞后的。因此，本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支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而且也支持促进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这应该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努力方向。　　第五章是本文提出政策建议的一章。由于金融结构理论对近些年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刻影响，作者首先介绍了金融结构理论的最新进展，包括银行业结构和融资结构理论，虽然目前这两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但这些研究对当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服务。第三节是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以及金融发展在推动中国技术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一个简单回顾，目的在于说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第四节提出继续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对于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现有的理论文献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不满意之处主要有二:一是混同了技术产品和普通商品乃至公共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技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是一种非竞争性的、部分排他性的商品，因而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进技术，加快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推动本国经济更快发展，但是，由于技术产品的排他性特征，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获得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全部好处;二是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的重要性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转换，从而贬低了发展中国家进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文的工作具有创新意义。　　总之，本文认为，如果离开良好的金融体系，就难以把技术创新转化到广泛的实务中，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像中国这样需要重新塑造其金融体系的国家，就不但要考虑政府在短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的影响，而且要考虑本国的金融制度变革如何能在长期中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目前许多有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是货币、财政、现金以及对资本和贸易流的管理。在短期内，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同时，既然长期都是由短期所组成的，它们在长期中也不应忽略。如果由于担心短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受到削弱，而压抑了金融创新的步伐，那可能付出在长期中大大延缓技术进步速度的沉重代价。此外，过去长期坚持的把国内储蓄和资本形成当作经济增长核心因素的政策，现在看来似乎是缺乏效率的。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而言，能够激励技术创新活动的政策措施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