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量增长迅猛,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经济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过去40年的发展史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主要是依靠东部沿海开放省份与城市,内陆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人文环境、经济基础和体制机制的原因,发展较为缓慢。随着中央全面开放政策的落实到位,以及2012年宁夏被批准为第一个内陆开放型试验区,2016年贵州被批准为第二个内陆开放型试验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我国西部省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期。在此背景下贵州省如何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但是,它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生产关系,而是既要联系生产力,又要联系上层建筑,来揭示生产关系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体制机制建设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对生产关系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论文的研究是以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鲜活样本为目的来展开的。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发现,贵州省已经初步形成开放的良好格局,效益逐步显现,正在努力打通对外开放的新通道(南向通道),优化对外开放的环境。但是,贵州省关于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框架构建和具体实施方案方面未能形成清晰的思路(国家发改委的评语),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抓紧突破。本文以上海自贸区为对标对象,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同时,借鉴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瑞典和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为贵州省在建设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过程中体制机制的创新研究提供借鉴。在本研究的最后部分,笔者根据马克思主义跨越式发展理论以及贵州省建设的现状以及国内外建设经验,提出贵州省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任务,主要包括贸易便利化、加快金融创新、进行行政改革和支持。笔者认为,在整体制度安排方面,贵州省需要出台《贵州省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条例》作为总纲,在此基础上,对贵州省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人才体制进行创新;在机制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制、健全法制保障机制、建立开放创新的容错和评价机制、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立预约定价协议的纳税监管机制。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贵州省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