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就独立董事而言，2013年沪深两市5760名独立董事中，近44.6％的人有从政背景。而且，我国上市公司还偏好聘任来自异地和京城的董事。据统计，2004-2013年，聘任了异地董事的上市公司占当年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都超过了60％，而异地董事为京城董事的公司其比例年度均值也在20％左右。　　既然政治关联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人数众多，而且其对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发挥治理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政治关联董事的聘任动机、经济后果对完善董事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异地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为数众多的情形与国外探讨地理特征与经济决策的学者所发现的“就近原则”的地缘偏好(Coval and Moskowitz，1999; Ivkovic and Weisbenner，2005)结论并不一致，由此表明这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也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规避市场风险是否是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动机之一？从公司价值表现来看，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后果如何？上市公司从“千里之外”和“权力中心”聘任董事是否是其寻求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其中，公司行业管制特征、产权性质等因素又如何对上述问题的结果产生影响？　　然而，考察上述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因此，在考察政治关联董事聘任动机这一问题时，我们选用2008年金融危机为研究场景，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研究方法，并且采取了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变化模型(Change Model)等一系列计量处理以降低内生性对本文研究问题的干扰。而对于考察政治关联董事聘任经济后果及来源途径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助2013年10月30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即“18号文”）这一外生事件为研究场景。“18号文”禁止现任及尚未办理离职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这一文件的出台为我们提供了天然的实验环境，从而极大程度地缓解了研究董事会相关问题时面临的内生性问题，使我们能够找到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经济后果的直接证据。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规避市场风险、缓解重大市场风险对公司业绩的冲击是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动机之一。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越高，越倾向于增加政治关联董事的聘任，这种效应在管制行业中更为明显;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研究场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结果表明，重大市场风险发生后，政治关联董事对企业业绩确实具有提振作用。　　其次，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经济后果体现为公司价值的提升。该结论从“18号文”公布后聘有政治关联董事的上市公司价值显著下跌和政治关联董事因“18号文”而辞职导致的公司价值显著下跌的实证证据中得到反向验证。同时，“18号文”和政治关联董事辞职导致的公司价值显著下跌的效应在管制行业、非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CEO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另外，辞职董事政治关联等级越高，辞职后公司价值下跌越显著。而进一步分析的结论表明，公司价值下跌确实是由于关系流失，而非由于失去董事咨询功能（人才流失）所致。　　再次，异地和权力中心是上市公司寻求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来源之一。来源异地的董事、来源京城的董事和同时来源异地且京城的董事辞职后其政治关联等级对公司价值下跌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不考虑董事政治背景因素，异地董事和权力中心董事对公司价值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结论支持了“关系假说”，排除了“咨询假说”。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　　从理论方面来看，本文在相关研究中首次将“权力中心”的概念纳入政治关联董事的研究框架，同时在研究中也加入了“市场风险”、“异地”等因素，对资源依赖理论、管制理论以及政治关联董事的相关理论和文献都有所拓展。从现实方面来看，本文对投资决策也有所启示。由于我国政治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渗透作用(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7; Rajan and Zingales,2003)，这就意味着上市公司会对政策相关的风险较为敏感。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特别是跨国投资者，在甄选投资目的地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被投资公司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如果该地区政治与经济的依存度较高，则投资者需要适度调整自身的资产组合，以在某些重大政策出台时能够对冲相应的政策风险。　　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创新在于:　　第一，本文从市场风险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董事的聘任动机，发现规避市场风险、缓解重大市场风险对公司业绩的冲击是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动机之一，由此对政治关联董事、董事选聘、董事会结构与功能等方面的文献都具有重要拓展。　　第二，本文以“18号文”公布后政治关联董事的大规模辞职这一外生事件为研究契机，探索了政治关联董事聘任的经济后果，发现“18号文”颁布后以及随后受此政策影响政治关联董事辞职后，聘有政治关联董事的公司价值都显著下跌，极大地规避了以往相关研究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为政治关联董事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实证证据。同时，本文还回应了Goldman et al.(2009)的研究，为其所提出的“董事会第三类功能”提供了转型经济体数据的证据。　　第三，本文首次将“权力中心”的概念纳入政治关联研究框架，并且首次尝试从“异地”与“权力中心”角度探索政治关联董事的聘任来源，证明了“异地”和“权力中心”是上市公司寻求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来源。不仅拓展和丰富了地域特征与经济决策方面的文献，也从来源途径的角度为公司政治关联董事的相关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内容共包括七章，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方法、结构及可能贡献等。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资源依赖理论、管制理论等进行系统论述，并梳理了政治关联、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董事会治理以及制度、风险与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文献，为后续章节提供理论和文献的支持。　　第三章为制度背景分析。本章对我国董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规范党政干部兼职任职等相关制度背景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阐述，旨在为后文章节的研究提供现实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四章旨在从市场风险的角度探索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动机以及行业特征（是否管制行业）对这种动机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动机之一是规避市场风险，而这种效应在管制行业更为明显。　　第五章旨在探讨政治关联董事聘任的经济后果。本章从“18号文”颁布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关联董事大规模辞职所引起的公司价值表现探索政治关联董事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反向论证了政治关联董事对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以辞职董事的来源地特征为视角，探索了上市公司寻求政治关联董事的来源。研究结论表明，异地和权力中心（北京）是上市公司寻求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七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章总结了前述章节的实证研究结论，为政府工作、企业经营和投资者决策等提出了相应建议，并在总结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