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明专利审查制度采取“早期公开、延迟审查”制度,在公开日至授权日之间由于专利授权结果的不确定,申请人无法依据专利权禁止他人的实施行为,因此我国通过临时保护制度赋予了申请人请求实施者支付费用的权利。但对于所应支付费用的确定规则,司法解释中采取可以参照许可费用确定的方法,但该费用标准过低导致了对申请人保护力度不足,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很少适用。依据专利权正当性基础理论,申请人有权基于其智力创造过程而享有对技术方案的财产权主张,并且基于激励更多发明创造的目的,也应当合理保护申请人的利益。因此对于通过公开文件获取信息的实施者,应当给予专利法范畴内的否定性评价。但在适当费用确定的具体规则上,费用的性质必然会在规则设计上带来不同影响。目前理论界中存在不当得利返还利益和侵权损害赔偿金两种观点,导致制定司法解释时,难以寻求到可靠的理论支撑。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和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有关理论的考察,申请人请求支付的适当费用既符合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返还的构成要件,同时也因其知识产权法益受到侵犯而可以成立侵权损害赔偿。虽然同样可以使申请人获得一定数额的金钱,但不当得利在成立上不考虑主观过错、在功能上没有预防效果、在数额确定上不能实现利益平衡,因此在仅能以其中一个作为权利构建基础的前提下,应当采取损害赔偿金说作为临时保护适当费用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临时保护适当费用确定规则。首先考虑到临时保护制度并非意图对所有实施者施加责任,而应当聚焦于通过公开的申请文件获知技术信息并加以实施的主体,对于通过自主研发等其他来源获得技术信息的实施者虽然具有过失的过错,应当享有一种其他来源抗辩权;其次,考虑到技术来源的证明难度,应采取推定实施者不具有免责事由的归责方式,即推定实施者是从公开文件获取信息,由实施者自行举证证明技术来源为其他途径,进而免除承担赔偿损失责任;最后,在进一步考虑到跨期产品等临时保护制度中特殊问题的基础上,在实际损失标准无法适用时,将侵害的是法益而非权利、申请人无禁止权等因素纳入数额确定考虑因素中,从而实现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