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至13世纪，在东亚大陆以“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区结构发生裂变。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宰者，而中原汉民族建立的宋朝实力非但不足以制驭东亚地区，而且常常面临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与欺凌。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宋朝对东亚地区另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高丽推行何种外交政策就较多地受到其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影响。现实环境的变化迫使宋朝不得不适时地调整对高丽政策以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 北宋初年的统治者雄心勃勃，以汉唐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自居，“天朝大国”意识浓厚，延续了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传统政策，通过对高丽频繁的册封来强化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但由于缺少了强势军事实力的支撑，就外交实效而言，这种强化控制的外交行为并没有达到宋朝预期的目的，但仍然使宋初三十年的宋丽关系充满较多的政治色彩，宋丽得以结成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 澶渊之盟前后，辽乘南方安定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对高丽的征伐，迫使其臣服；高丽虽臣服于辽，但仍积极向宋寻求帮助与支持；多次伐辽战争的惨败使宋朝不得不收起继承盛唐光荣的雄心，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小心翼翼地维护宋辽之间的和平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基本上放弃了宋初对高丽强化控制的政策，有意识地疏远高丽，对高丽推行一种“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发展宋丽关系首先以不损害宋辽关系为前提，既不介入辽丽之间的战争冲突，又对高丽来使热情款待，极尽优礼。如此一来，既维护了宋辽之间的安定和平，又为日后发展宋丽关系留有余地，展示了成熟的外交技巧。 11世纪中后期，宋、辽、高丽三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全面展开，加之，各国国内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适应现实环境变化的需要，宋朝积极调整对外战略，采取主动进取、奋发有为的高丽政策。即把高丽纳入到宋朝的整体防御战略构想之中，积极推行“联丽制辽”外交，并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联高丽”外交的推行。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宋丽关系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双方使节往来不绝，开创了宋丽关系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对高丽的联合与宋初每逢战事来临之时才派员出使高丽要求建立军事同盟相比，显得更有计划性、针对性，也更富有成效。 12世纪初，金兴起，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朝贡称臣，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东亚政治局势的转向促使国家实力凋落的南宋朝廷不得不调整对高丽政策，逐步放弃对高丽的主动外交，并对高丽主动与宋开展外交的举动也不再热心，多次拒绝高丽入贡的请求，一种防范的、封闭的、消极的高丽政策开始形成并主导了之后百余年的宋丽外交实践。 通过对宋朝高丽政策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宋朝的高丽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2.宋朝的高丽政策虽呈现出变化莫测的表象，但却有一个由“务名”，趋向“务利”、由“务虚”趋向“务实”、由“开放”趋向“封闭”的发展趋势；3.宋朝的高丽政策呈现明显趋利避害的功利性目的；4.宋朝的高丽政策中蕴涵强烈的战略安全意识。 影响宋朝高丽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与互动因素；而内部原因十分复杂，主要包括前代的政策和经验、君主的对外理念、国内政治的影响、当代舆论的影响和压力、国家实力的变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但真正对宋朝推行何种高丽政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现实因素的变迁，正是由于现实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善变性，宋朝的高丽政策才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但这种变化不是任意的，而是紧紧围绕如何维护宋朝的最大利益展开的。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宋朝对高丽政策转向的最基本的立足点和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