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基于转型的视角，对从1986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中国的城镇不平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在过去的30年，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转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已经对不平等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的研究和探索。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本文对1986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为了与文献一致以及与其他国家可比较，采用了2010年的美国经济动态评论(RED)的“宏观经济学家的横截面事实”专题系列的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发现中国城镇的经济不平等已经急剧的上升，这正如人们所推测的一样。举例来说，中国城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的对数方差从1986年的0.14增长到2009的0.43，几乎增长了3倍。这种增长速度远远地超过了RED专题系列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并且发现在研究的时期内总的消费不平等高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而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略微地低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这意味着耐用品消费不平等远远地高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最为惊奇的是，无论是总消费不平等还是非耐用品消费，都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紧密相连。这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现象非常不一致。在这些国家消费不平等的增长远远地低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并且消费不平等的程度也远远地低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根据Krueger和Perri(2006)的文章，美国的这种现象是消费平滑的强有力的证据。俄国是RED专题系列中唯一在他们调查的时期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国家（Gorodnichenko，Peter和Stolyarov2010）。然而，即使俄国也没有像中国一样，消费不平等如此紧密与收入不平等相连。　　采用Deaton和Paxson(1994)的方法，也分析了生命周期上的不平等的演化过程。发现在生命周期上家庭的劳动所得，可支配收入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对数方差都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根据Heathcote，Perri和Violante(2010，HPV)的文章，这是跟美国是一致的。然而，在生命周期上，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依然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紧密相连，这与美国的发现很不一致。美国的数据显示，在生命周期上，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依然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发生了大的差异。　　认为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生命周期上，收入和消费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强烈联动的独一无二的事实是人们之间有限的风险分担的一种表现。调查了两种可能的原因来解释这两者的联动现象。首先，这可能是因为“hand-to-mouth”家庭的大量存在。“hand-to-mouth”也就是说消费者挣多少花多少，所以消费的波动就等于收入的波动。这种理论意味着每个家庭储蓄率会接近于零。然而，数据表明只有最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其他收入阶层储蓄率不仅大于零，并且随着时间而增长。认为除了最低收入阶层，看不到“hand-to-mouth”消费者的大量存在。所以，认为“hand-to-mouth”消费不是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如此联动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第二个解释是收入冲击的内在结构变化。根据Blundell，Pistaferri和Preston(2008，BPP)的文章，异质性的永久性收入冲击比暂时性的收入冲击更难被保险。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如此紧密相连，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暂时性收入冲击，永久性收入冲击不断增长。从而，异质性的收入冲击中不可被保险的部分不断增加，人们之间的风险分担减少，进而抑制了消费平滑。追随HPV(2010)和RED专题系列中的其他文章，利用收入动态化模型检验了这一假设。为了估计此模型，利用城镇住户调查(UHS)的数据结构，构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两年和三年的面板数据。和HPV(2010)一样，我们的估计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基于收入增长率，另一种基于收入水平。前者需要三年的面板数据，后者需要两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两种方法得到的暂时性收入冲击和永久性收入冲击有较大的差异，这种现象在HPV(2010)和RED专题系列中的其他文章中都有出现。类似于HPV(2010)，发现基于收入水平的方法，估计结果存在严重的错误识别，而基于收入增长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比较合理。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增长的方法更多的被用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BPP)。因此，认为基于收入增长的的方法对中国的收入过程给出了更准确的估计。　　我们的基于收入增长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暂时性收入冲击，永久性收入冲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增长。从1994年到2005年，永久性收入冲击的方差从0.01增长到0.095，增长了大约八倍。与之对比的是，在同样的阶段暂时性收入冲击的方差从0.04减少到0.017。考虑到每个个体只能部分保险永久性收入冲击，而可以几乎全部保险暂时性收入冲击(BBP2008)，收入冲击结构的内在改变意味着保险收入冲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将导致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同步变动。相信这可能是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紧密相连的背后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地研究了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的永久性收入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上升。正如在正文中详细介绍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巨大的经济转型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朝着市场化经济的方向发展。大量的国有企业(SOE)被私有化，或者因效益差被迫倒闭。根据Appleton，Knight，Song和Xia(2002)的文章，证据表明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低学历的劳动者和相对年老的劳动者面临更大风险被下岗。受这些事实的启发，按照三个维度进一步地分析了收入动态化过程。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劳动者的年龄以及教育水平。我们的结果表明在私有制单位工作的劳动者、相对年老的劳动者以及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往往受到的永久性收入冲击更高。认为这些现象表明经济转型可能是收入冲击的内在结构改变的重要的推动力。那样的话，认为中国城镇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紧密共同变动应该是一个转型或者说过渡的故事。中国城镇经济的巨大转变制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并且导致不能被保险的收入冲击的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了消费不平等也随之急剧上升。　　本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是利用恩格尔系数法，重新估计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至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名义GDP是5.87万亿，超过日本4.04万亿。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转变成财富分布分散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中出现一些不太和谐的现象，普遍地影响了公众的情绪，比如腐败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的灰色收入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不满。而灰色收入的存在会使得本来就不断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事实上更加严峻。根据王小鲁(2010)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报告，2008年中国城镇最高收入的10％家庭平均收入是城镇最低收入1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26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倍。这说明了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而且他们发现灰色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家庭阶层。这也在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官方调查数据可能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原因存在着系统性误差，尤其是家庭的收入数据。　　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用两种方式计算了居民的储蓄率:一种是每个家庭报告的储蓄款与报告的总收入之比;另一种是报告的总收入减去总消费之后，除以报告的总收入。发现这两种方法计算的储蓄率并不一致，这并不满足家庭的预算约束总条件。此外，用中国的资金流量表计算了住户的储蓄率，发现其远远的高于由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得到的储蓄率。这种不一致性说明中国的调查数据，特别是报告的收入数据，很大可能存在低报的问题。通过计算不同阶层的储蓄率，也发现住户总储蓄主要来自于富人，而穷人的储蓄率很低。结合中国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现实，认为中国的收入数据存在低报，并且主要来自于高消费阶层。　　Mark Aguiar和Mark Bils(2015)的文章认为美国CEX的消费数据存在低报，而收入数据不存在系统性误差。他们利用一种简单的需求系统，重新估计了美国的消费不平等。而对于中国的调查数据而言，可能收入和消费数据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由于大量的灰色收入的存在，认为中国的收入数据存在系统性的误差，而消费数据是相对合理的。采用了与Mark Aguiar和Mark Bils(2015)类似的需求系统，但是置换了消费和收入，也采用了两阶段的计量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重新估计了中国的城镇收入不平等。　　按家庭总消费进行排序，根据分位数分成五个消费组，分别是0-20，20-40，40-60，60-80，80-100。然后，直接加总每个家庭的总收入和总消费，计算每个分组内部的平均值。把最高消费组（80-100）和最低收入组（0-20）的平均总收入比和平均总消费比作为我们的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度量。而收入不平等的估计方法是利用各类商品的收入弹性差异，以及高消费组与低消费组对奢侈品与必需品的不同的消费结构，来对相对收入增长进行估计。根据收入弹性的定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弹性越高的商品随着家庭总收入增加而消费需求越高。也就是说，越是高消费的群体在他们的总消费中奢侈品所占的比重越高。所以，通过观察不同的消费组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从必需品消费转向奢侈品消费，来估计相对的收入不平等。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我们的估计方法，效仿Mark Aguiar和Mark Bils(2015)，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方法。通过非耐用品娱乐费用作为奢侈品，和在家吃饭的食物费用作为必需品来说明。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中，发现基于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估计方法，最高消费组的非耐用品娱乐费用相对于在家消费的食物费用的比率在2003年到2009年之间上升了64％。然而，最低消费组的非耐用品娱乐费用与在家消费的食物费用之比只增长了15％。这意味着最高消费组的总收入和最低消费组的总收入分别增长了57％和13％，从而收入不平等在2003年到2009年之间增长了44％。由于没有控制商品及收入的异质性的冲击，该估计存在噪音，不够精确。　　在我们的正式的估计中，充分利用UHS的详细的消费数据，运用18种商品进行估计，并且控制了家庭的异质性。发现在2003年到2009年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增长超过了同时期消费不平等的增长幅度（分别为29％和17％）。虽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依然低于消费不平等。并且也对中等消费组与最低消费组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最高消费组与中等消费组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了估计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中等和最高消费组之间的不平等增长导致的中等和最低消费组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反而略微下降。这不仅证实了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也证实了灰色收入大部分存在于高消费阶层。　　与Mark Aguiar和Mark Bils(2015)相似，假设恩格尔系数是对数线性的。在稳健性检验中，也适度放松了对数线性的假设，加入对数二次项，结果表明我们的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另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收入弹性是不随时间变化的。虽然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恩格尔系数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主要是关注2002年到2009年这一段时期，以2002年的收入弹性作为基准，所以收入弹性变化的问题不是很大。发现2009年和2002年的收入弹性相关系数是0.94。用2009年的收入弹性做了稳健性检验，发现我们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本论文的第三章主要是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视角对1986-2009中国城镇收入不平等进行分析。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和巨大转型。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也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利用城镇入户调查数据(UHS)采用GE指数及相应的区域分解法对1986年到2009年间中国城镇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析。特别地，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利用分项收入分析法，也分析了不同来源的各种收入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同样，也重点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对总的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发现总收入的GE指数从1986年的0.1到2009年的0.4，增长了3倍，而把公共转移支付考虑在内的税前收入的GE指数从0.08增长到2009年的0.2，增长了1.5倍。这说明了城镇的公共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对减少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GE指数区域分解法，发现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导致的，由于地区不同导致的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所占的比重很小。并且发现不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城镇的公共转移支付都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公共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通过分项收入对总的不平等的贡献率的分析，发现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对不平等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不论是GE指数区域分解法还是分项收入分析法都说明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减小城镇收入不平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1997年的养老金改革把城镇居民的养老金与其所在省的平均工资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与其本人一生的工资水平有关。这意味着退休人员之间以及代际之间都存在很强的风险分担和收入再分配。这对于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在当下人们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在去产能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做好安置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工作。这就需要公共转移也就是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改革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形势，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