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实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从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定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设立大使馆,这个是开启了长期以来蒙古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新篇章。在1950年至1951年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共向中国出售了三次累计15000匹马,并从中国进口了蒙古国生活必需品。从蒙古国向中国一共出售了两个种的产品,总货值是330万卢布。其中,875卢布的产品是马缰、马绳,其它都是马匹。中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口的产品在有12种,总价值达到300万卢布,其中绿茶和烟草占了290万卢布。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口马匹到中国买卖,在以后的十几年当中都遵循着1950至1952年期间所确定的协议内容,并且马匹买卖占了蒙中两国贸易的比较主要的比例。蒙古和中国之间开始从事马匹、茶叶、烟草买卖成为了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宝贵经验,确定了相互信任和互惠互利的贸易基础。尤其对于像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样持续与苏联进行20多年社会主义贸易国家来说,中国是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的第一个国家,这些贸易为蒙古提供了很多自由贸易的经验。但是此时两国间的交易额非常低,1949年至1952年期间的两国贸易额没有超过600万卢布,同时此时中国与苏联的贸易总额从3.08亿卢布增长到8.71亿卢布,增长了2.5倍。1952年8月至9月,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9月15日在莫斯科就修建铁路一事,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国进行了会谈。1952年9月24日,周恩来在返回国的途中在乌兰巴托进行了短暂的停留,成为了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总理。几天之后,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北京,也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领导人。在此次出访中,双方还签订了两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奠定了两国经济友好往来的基础。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内部发生了利益冲突,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改变了在斯大林时期实施的外交政策,苏联并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妥协。同时,也撤消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采取的经济垄断政策,这样就开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的全面合作的关系。1953-1955年间中国周恩来、乌兰夫等访问蒙古,蒙古桑布访问中国,两国间签署诸多协定,乌兰巴托、集宁之间修建铁路,两国贸易逐年增长。1953-1955年间,双方都坚持了以经济内容充实两国关系的政策。此间,蒙苏工人修建了乌兰巴托至扎门乌德铁路,中国工人修建了集宁至二连浩特铁路。这是两国铁路连接的第一步建设。自1953年开始,蒙古外贸部和中国外贸部之间每年签署相互供货合同。中国希望增加从蒙古购买马匹数量,蒙古则秉持了增加从中国购买货物种类和额度,但从苏联购买的货物不从中国购买的政策。1954年签署中国向蒙古派遣劳动力援助协定,1955年首批工人抵达蒙古,对缓解蒙古劳动力缺乏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1956年召开苏共20大,导致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内对个人崇拜的批评,给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带来了新气象。中苏关系1956-1960年间步入最好时期,贸易、贷款、专家援助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中国外交政策中自1956年开始提供贷款援助被提到重要议程,把大部分贷款援助提供给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是蒙中1956-1960年间关系发展的背景条件。1956-1960年间蒙中政治关系也进入最好阶段,分别签署了1956、1958、1960年的中国向蒙古提供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协定和1960年的蒙中友好互助条约。1956年1月1日举行蒙中铁路开通仪式,开通了连接中苏的新通道,由此中国主要货物经由蒙古运往苏联。1956-1960年间蒙古出售给中国的货物仍以马匹为主,徘徊于1000-1400万旧卢布之间,涨幅不明显。中国出售给蒙古的货物从2700万增至1.07亿旧卢布,这与中国输往苏联的货物经由蒙古的过境运输费以供货形式支付有关。应蒙古请求,中国向蒙古1956年提供1.6亿卢布无偿援助,1958年提供了1亿卢布优惠贷款。利用该援助资金,在蒙古修建了为数众多的工厂、道路桥梁、住宅、文化设施,开启了乌兰巴托和大部分省会城市现代进程的开端。1956-1960年间根据蒙中劳动力协定,中国15000余名工人和家属来蒙古工作。中国工人在建筑、工业、农牧业领域开展高效工作,多次获得了蒙古党政荣誉勋章。1956-1960年间蒙中关系的顺利发展,对蒙古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重要意义。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蒙古、北朝鲜、越南、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以及非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提供援助,提升了中国的名望,巩固了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1960年苏联终止对华全面援助,撤走在华工作专家的同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中苏关系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从1961年开始强烈影响到蒙中关系。在政治上,1960-1963年间蒙中两国谁都希望保持友好关系,因蒙古人民革命党批评中共以及支持苏联的批评,两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分歧渐行渐远。最终1964年两国关系急促恶化,贷款援助和劳动力关系终止,贸易量迅速下降。中苏关系的降温影响,从1961年开始通过过境运输费直接影响了蒙中贸易。因为中苏之间的运输减少,蒙古过境运输收入1961-1964年间从970万迅速降至150万新卢布,由此中国对蒙出售货物减少了好几倍。双方虽然希望保持贸易量,1961-1963年间采取过某些措施,但贸易仍旧减少,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对蒙供应货物迅速缩水。为了从中国采购更多的货物,1963年蒙古对华出售80000匹马是历史新高,之后因蒙古东部省份马匹储备减少,两国贸易从1964年开始不可逆转的下降,1967年达到了自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利用中国向蒙古提供的2亿旧卢布优惠贷款、1.6亿旧卢布无偿援助余款6640万旧卢布资金,1961-1964年间在蒙古进行了若干个大型建设,把大型住宅区一期工程投入使用。中国援建的设施对蒙古建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对蒙援助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名望和地位。1963、1964年蒙中进行过延续中国援建的谈判,但因建筑材料供应和其他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而谈判中断,导致了1956-1964年间在蒙古顺利实施的中国援建建设终止。对该谈判的不能达成,中苏政治矛盾的凸显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虽然在蒙工作的中国工人,在多个建筑工地开展高效工作,但因源自苏联的批评中共的消息材料在蒙古报刊上发表而遇到中国工人的抵制,从1961年开始蒙中工人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由此,中国拒绝再向蒙古派遣新工人,1963年中国工人因政治原因宣布屡次罢工,1964年蒙方单方面做出了遣送中国工人的决定。1964年4-7月间遣送全部中国工人,与此同时在蒙古的中国援助建设停止。因为中国工人的回国,蒙古国进入了与1955年之前一样的建筑工人匮乏状态。蒙中贸易、贷款援助、劳动力关系1961-1964年间降温并停止事情,纯粹是政治原因。蒙古国执政党、政府、民众,不可动摇的认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领导作用,并据此依靠外国贷款援助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步入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蒙中两国1949-1960年间存在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似性从1961年开始已经趋于消失并转向不同的发展道路是经济关系停滞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