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更是舆论的焦点。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存在着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也给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利用自身权力作用于薪酬带来了机会。本文以管理层薪酬制定的两种假说“最优契约论”与“管理层权力理论”为依据，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本文旨在通过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作用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如何变化？控制层级与市场化进程是否会影响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相关关系？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的视角出发，根据代理理论以及最优契约论，首先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做出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本文再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的特征，以2009-2012年深沪两市披露了高管薪酬数据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作用。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下企业的运行状况，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干预对公司薪酬管理的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控制层级和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控制层级和市场化水平下，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对于中央控制国有企业，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较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较弱。本文的研究细化了关于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研究的对象，以全新的角度阐释了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相关关系，并考虑了市场化进程这一外部治理因素，对现有的研究是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