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江苏省政府开始推行保甲制度。随后1934—1937年,江苏省政府不遗余力地利用保甲推行防止盗匪、禁烟禁毒、征工浚河和强迫识字教育等四项政策,试图把它变成自治的组织。然而,江苏省政府的意图并未能实现。首先,官员的贪污、克扣、挪用经费等让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破坏者,这造成政策在第一层面的瓦解;其次、保甲长受到政府官员、军警的压力,他们还要为自己生计的考虑,会对政策会有选择性地执行。他们也从中参与政府官员对民众的克扣和勒索,造成政策在第二层面的扭曲。最后,作为民众来说,他们也会根据自身地位作出不同反应,他们可以请愿上书、辞职或聚众殴打官员。即便是最下层的穷苦民众,也不是是国家权力任意摆布的小卒,他们采取冷漠、自杀、逃亡、消极怠工等方式抵制政府对他们的控制。由于这三方面因素的抵制,即使是最能体现国民党政权统治力量的江苏省在“黄金十年”间,它的保甲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也是非常地低。可以说,国民党政权的溃败与它无法动员和控制乡村有关。由于国民党政权非常低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它既无法调动广大乡村的资源为之服务,也不能把本利于国家的政策有效地推行下去,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