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农村金融发展问题，2004-2015年连续十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以较大的篇幅对其做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随着这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我国已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雏形，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始明确，融资模式和工具不断创新，农村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机制开始完善，政府干预趋于理性，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金融抑制的程度。然而，也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程度依然非常高，2009年我国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为61％;乡镇企业遭受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程度高达74.7％。众多学者指出造成我国金融抑制程度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改革着力于在农村完善和引进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中正规金融机构发展较快，与此相对照的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发展缓慢，而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补充和配合，只依靠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来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因此，研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运行类型、绩效与影响及其关系等问题，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事实情况，本文以山东省为例，从农村微观主体—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意愿和偏好出发，对现有研究文献中有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组织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述，找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如下:　　首先，通过将山东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得出其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完善和壮大;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成为其主要构成，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潜在风险比较高等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绩效及其影响，以山东省8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例，通过借鉴Yaron提出的业绩评估框架，构建适合本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2008-2013年间其运行绩效得到不断提高，并作为对Yaron业绩评价框架的一个补充，从农户的视角，使用923户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构建相应计量模型，继续考察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运行绩效，研究得出样本农户家庭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累计贷款总额在10％或者5％的统计水平上对家庭纯收入、生活消费支出以及生产经营投资影响正显著，只是对各自的影响效果不同，且对其进行了相关检验，得出其估计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其次，同样通过将山东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得出其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完善和壮大;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铺（行）以及民间借贷等金融组织成为其主要构成，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合理的地位、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等是阻碍其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应及其影响，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社会和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并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及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模型，研究得出其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家庭纯收入、生活消费支出以及生产经营投资影响不一样，且通过使用平衡性检验和Rosenbaum稳健性检验，说明其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再次，从主要特征、形成机制、维持机制、利率水平以及融资成本等几个方面对比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并从变量的角度，采用替换和增加某些变量的形式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研究发现使用四元probit联立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反映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　　最后，结合上述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和作用，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对策建议，以促进新时期山东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有机整合，为该省“三农”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达到本文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