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中央电视台新闻类栏目全线改版,人们发现其中一大变化即是评论员队伍的壮大和言论地位的突出,这些评论员不仅是坐镇演播室的嘉宾,他们还是某研究所研究员、某问题专家、某高等学校教授、某政府机构权威,他们不仅作为媒体人深度解析、引导舆论,更作为专家代表所谓的专业立场、领袖意见、权威话语。与此同时,网络上包括现实社会中,对专家的批评越发激烈,有的认为他们走进媒体是对自身专业的“践踏”,是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妥协”；有的认为专家不但没有表达百姓的立场反而覆盖了民众的声音。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阐述的图景正在被描绘的愈加清晰。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其专门化和专业化,谁也无法在宏大的现代社会面前把握我们生活的全部图景,对于专家系统的需求和依赖成为现代社会最具特色的脱域形式。从宽泛意义上说,媒介专家学者因为拥有较高的知识、专项的技能、从事特定的研究工作,可归属为知识分子。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媒介专家们和知识分子一道,已有了自我定位的诸多差异和无奈,影响他们的因素不仅有断裂的社会,还有政治权势、经济集团、大众媒介,包括他们自身的精神谱系和现实诉求。越来越多专家走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在大众媒介等公共领域内接受各种在场力量的冲击。公众对于媒体中的专家学者爱恨纠结,在既期待他们给出意见和建议时,人们常常会问：专家的话是真是假?为什么他们回答的不是我们问的?我们相信专家还是相信自身的判断或现实的安排?而当现代社会将人们带入越来越细微的分工中时、当各种场域力量纵横交错时,专家学者们如何看待他们走进的媒体、如何拿捏他们与媒体的关系?当具有专业水准的他们来到公共领域时,他们如何实现公众的诉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论述于丹和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专家群体为个案,分析专家学者在媒体中的不同表现,梳理出专家学者与媒介的几种形态关系,和他们在公共性和专业性问题上呈现出不同层次和状态。虽然布尔迪厄关于电视与知识分子“合谋”的判断在中国并不能全搬照抄,但诸如《百家讲坛》等栏目的兴起,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电视学者”及其背后的故事。2006年“十一”黄金假期,北师大传播学教授于丹通过论语心得的讲述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国学专家”。本文以此为节点,分析主讲人于丹在身份上、处境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借鉴布尔迪厄、波兹曼等人的观点,分析出的一种结果是：电视娱乐化时代,在把握传播特性之上,于丹正是借用了电视这个专业的平台,实现了她的公众效应,但在面对公众所阐述的思想中未见明确的公共性。这其中,媒介仅仅是一个娱乐的场所。在食品安全这类关乎百姓身家性命的问题中,专家们又有怎样的表现?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进行考察。选定《东方早报》和《燕赵都市报》,定量分析他们出现的频次、出现的时间、具名程度；同时结合内容分析,考察他们的意见倾向性、意见的被重视程度、意见的建设性作用。通过分析发现,相比与政府及相关机构,涉及此事件的法律、医疗、食品安全等专家的声音被覆盖的太小太少,他们大多也仅仅限于专业领域,为受众解释疑惑、提供专业信息,对于复杂的事件并没有深入的剖析、给出体制性的建议。这其中,媒介只能算做专业的工具。在西方,与知识分子关联更紧密的是理性、智者、公共性、批判性这些词汇；在中国的语境中,如何找寻这样一部分人?文章总体通过考察不同身份和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公共性和专业性问题上的表征,分析媒介专家／学者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紧张关系,窥测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最后对专业化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及途径做一点小小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