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以降,国家整体进入建设时期,国民党着手重组民众团体,试图将民众运动重新纳入政府轨制之中,重塑国民党在社会团体中的权威,在大革命时期异常活跃的邮工团体成为国民党率先重组的国家雇员团体组织。由于邮工团体行为在大革命时期已渐成熟,国营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在重组大势下,邮工团体组织相比其他民众团体,并没有急剧减少,甚至有向内陆扩展、蔓延的趋势。武汉邮工团体在大革命时期最为活跃,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汉口邮务工会在1933年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后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国民党执政后,党政“双轨”管理体制,贯穿于各部门,汉口特别市党部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扦格时常发生,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突显了这种矛盾。汉口特别市党部对邮工团体的组织指导权与湖北邮政管理局对汉口邮务工会的主管和监督权发生对抗,在相关法律界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法律依据遭到上级强制命令式否决,而汉口邮务工会的利益也只能靠非正式的协议解决,为汉口邮务工会今后的政治活动埋下隐忧,“党权”与“邮权”的冲突,突显了国民党党治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汉口邮务工会在政府公文中只是一个非正式的民间团体,为寻求多方势力的“政治庇护”,汉口邮务工会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巩固邮基运动”,以求依靠全国邮务职工总会和上海邮务总工会的力量,在全国邮工政治运动的平台中,获取各界承认,提高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同时通过积极参与邮工团体政治活动,唤起汉口邮务工会会员对传统团体政治文化的体悟,增强汉口邮务工会本身的组织凝聚力。在促使“巩固邮基运动”产生的非政治因素中,汉口邮务工会更透露出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和对传统团体行为文化的认同。出于本身民众团体的社会属性,汉口邮务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关系并不是对抗性的,汉口邮务工会同一般性的民众团体一样,必须参加党部的民众训练活动,甚至比其他商民团体更亲近党部、依靠党部,对政权选择性依赖是汉口邮务工会生存的必要；与此同时,由于汉口邮工属国家雇员身份,汉口邮务工会也倍受地方党部的关注,甚至国民党高层也对汉口邮务工会的举动异常关切。汉口邮务工会借积极参与民众组训之际,力图将松散的团体组织集聚起来,清除团体会员中的陋习,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