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重大经历对行为主体的持续性影响已被学界证实,但这一论断是否适用于地方政府治理,仍有待研究。探讨地方主政官员的重要工作经历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对这一发现的应用领域进行有益的拓展。而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及其衍生的防控政策的环境效应,则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COVID-19疫情的暴发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简称“一级响应”）。一级响应的相关管控措施涉及对人员流动与经济活动的限制,空气污染物浓度由此受到一级响应启动和下调的明显冲击。由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与COVID-19疫情存在相似性,COVID-19可能激发SARS亲历者的创伤性记忆,进而干预行为主体的相关决策。考虑到中国在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政府及其代理人官员作为有限理性的政府决策主体,其有形之手会影响地方政府治理效果。在此背景下,考察拥有不同程度SARS防控经历的地方主政官员在COVID-19期间对管制松紧程度的把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有助于探究官员早年工作经历等深层次个人特质对其合理用权、靶向施策等政治决策的重要性。本文基于决策的非理性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利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中国大陆地区295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日度面板数据样本,首先采用断点回归设计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COVID-19疫情期间的城市空气污染变化情况。结果显示,空气污染物浓度在一级响应启动后骤降,而在一级响应下调后迅速上升,从而证实了COVID-19防控政策环境效应的存在。进而,本文实证检验了主政官员SARS防控经历对COVID-19防控政策环境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主政官员无SARS防控经历的城市在一级响应启动后表现出更大幅度的空气污染物浓度骤降,但该过程持续时间较短。随着疫情演进,SARS防控经历强化了一级响应的环境效应,即主政官员具有SARS防控经历的地区在一级响应启动期间的平均空气质量显著优于其他地区,而在一级响应下调后空气污染反弹程度更强,从而表明主政官员的政治决策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其SARS经历对于COVID-19防控政策的环境效应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该结论在子样本回归、替换地方主政官员级别、排除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替换空气污染物种类后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主政官员有SARS防控经历的地区会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干预出行管控和复工复产强度而对空气污染产生更强的影响。具体而言,在主政官员有SARS防控经历的地区,疫情相关管控措施更为严格,交通与生产排放的大幅下降促进了空气质量的提升。而在一级响应下调后,有SARS防控经历的主政官员更加重视复工复产的推进,其任职地的出行管控限制亦愈加灵活,空气污染由此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反弹。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创伤性记忆与官员的经验性行为差异相联系,以此丰富了管理决策主体早年经历对其当前行为影响的研究;第二,以主政官员的SARS防控经历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决策的非理性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框架进行考察,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来自地方政府治理层面的经验证据;第三,证明了官员的早年工作经历会持续影响其后续政治生涯中的相关决策,由此验证了从历史视角考察和理解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而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选拔与任命需要考虑官员的深层次个人特质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