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学派”在文化转向的大潮中逐渐兴起，他们脱离了文本内的语言层面的研究，转向文本外的文化层面的研究，将译入语社会的文化因素纳入翻译研究视野，这一新视角使翻译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快速发展。随着翻译研究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文学研究成为译学界的焦点，而四川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和研究者甚少。本文正是一项有关四川翻译文学的研究，是引入了历史元素的宏观的翻译研究。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受多元系统理论以及文化转向的影响，“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操控理论，他明确指出翻译就是对文本的一种形式的改写，而改写就是特定社会文化中的特定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以某种方式对文本的操控。操控“三要素”一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操控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　　本文将建国三十年时期(1949-1979)分为两个时段，即1949-1966年和1966-1979年，以这两个时期的四川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旨在通过研究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对两个时期的四川翻译文学的操控情况来探索四川翻译文学的发展演变状况，并且通过此研究来反思操控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通过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建国三十年时期的四川翻译文学呈现出从1949-1966年的繁荣到1966-1979年的凋零这一演变，1949-1966年的四川翻译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这些外部因素的操纵，但是，1966-1979年，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四川翻译文学更多地表现出了四川译者们的反操控性，说明操控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部的社会环境对文学翻译固然有操控作用，但文学翻译活动所受的影响并非只有外界的社会历史因素，译者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也会对其产生影响。要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四川翻译文学，需要有更广阔而全面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