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土地的政治问题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范式主宰之下。事实上,土地问题涉及一个多元研究视角问题。在对土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土地不仅仅关涉到“土地经济”“土地资源”,更涉及到“土地权力”,会影响权力辐射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清初的统治者对地权开展了颇为频繁的制度调整,地权在不同区域内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的双重特征。作为新兴的民族政权,为了治理环境复杂的汉人社会,清政府需要迅速采取措施,扶持作为国家控制中坚力量的旗人集团,同时还需要联络治理下的汉人群体,在庞大的农民群体与新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于是统治者通过对土地调整,达到其调整社会结构,实施社会控制的目的。本文拟从法社会学角度,对清初的土地政策进行分析,试图呈现清初土地制度背后的逻辑框架,分析地权在清初统治者实施国家控制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部分探讨: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三个部分。清初统治者在制定土地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双线并行的策略: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团结统治力量必须在利益分配中抬高旗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清政府又必须给予农民一定的政策优惠。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在土地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完成了权威形塑、社会束缚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第一,在作为政治中心地区的京畿地区,统治者通过圈地拨补,强制性剥离了土地的原有产权,以经济暴力塑造了旗人在社会结构上的特权地位,帮助旗人团体实现了社会分层。第二,清初普遍实施垦政。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是垦政的主要内容,通过赋予农民土地产权,清政府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土地是农民与社会、国家关系的联结点。土地产权确定之后地缘关系的形成和户籍登记对流民的约束,使得被战争打乱的社会秩序重归稳定,而拥有土地的农民对新国家承担赋税责任则预示着这些农民完成了心理上的转变,开始认同自己作为新国家的臣民这一身份。第三,分析地权变动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随着地权的变更,地区内权力结构也随之变化,新旧势力围绕着土地这一核心资源展开斗争,而普通民众则在各种势力之间寻求巧妙的平衡点,借助依附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进而影响到区域内部人群组织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之后,国家会改变最初的强势作风,转而谋求与基层组织的合作,因为此时的国家,主要目标并非建立威权,而转向了对其治下资源的汲取,于是为了更好的收取赋税,国家便会让渡出一部分对土地的支配权,转而由村社、宗族这类民间内生权力组织来决定地权在村落、宗族内的分配。国家只负责提供相应的制度激励。传统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控制模式很难与土地割裂开来。在传统中国治理模式之下,最高统治者领导下的各级官僚机构、地方基层组织共同构建出多元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治理框架下,官方与民间共同发挥作用,协调治理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皇帝始终作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存在,反映在土地制度上,就体现为统治者对地权所拥有的绝对的分配权。传统社会下,人与人之间处于等级化的直接支配状态,土地是这一支配形态的有机组成。土地与国家控制之间存在着的动态性关联。借助对清初土地制度的分析,我们希望能更好的理解这一阶段土地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