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资源配置上呈现稀缺与拥挤共存的现象,资本错配程度依旧很严重。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与日俱增,而资本配置效率不高容易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下,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这种新兴业态,其实质是利用数字技术为那些没有能力或缺少资金的人群提供一系列正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这为解决资本错配问题提供了新途径。因此,系统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我国资本错配存在纠正机制,对改善我国资本错配,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以2011-2018年全国131个地级市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对不同区域的资本错配指标的测量,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指标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指数与资本错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系统GMM进行鲁棒性测试。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资本错配中起到了很好的矫正作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显著改善资本错配程度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三个分指数均对资本配置不足、过剩地区的纠正效应显著;且过剩地区的改善效应更大。考虑到各城市群经济发展、交通、信息技术等方面存在差异,极大可能会导致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以及研究结果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分区域样本研究得:数字普惠金融主要能够显著改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中原、北部湾、成渝这六大城市群的资本错配情况;而覆盖广度则对京津冀、哈长、北部湾和关中城市群改善效果显著,使用深度对长三角和关中城市群显著,数字化程度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中原、哈长城市群显著。最后,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金融摩擦和政策扭曲这两条具体纠正机制来改善资本错配程度,且发现政策扭曲的中介效应强于金融摩擦;这与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放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因素影响的国情相符。在此基础上,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得出:国企的金融摩擦的中介作用对整体效果的影响要比民企大,而民企的政策扭曲中介作用对整体效果的影响要比国企大;表明未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改善不同产权企业的资本配置扭曲情况的发力点应各有侧重。本文的启示是:在数字经济和普惠金融迅速发展的今天,应该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同时注重不同区域、不同产权企业等特点,有针对性的发力才能更好地促进资本在全国的自由流通和有效的整合,从而改善我国的资本分配失衡情况,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