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BEA）的界定，本文将数字贸易界定为“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近年来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同时也给传统贸易规则带来了巨大挑战。多边贸易体制迄今仍难以适应数字贸易的发展变化。美国是数字贸易大国。由于在数字产业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美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希望能为美国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外输出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内立法，本着将国内法国际化的基本逻辑，美国在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简称RTAs）中不断输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这些规则不断发展完善与演进升级，形成了一套规则体系，即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本文围绕“美式模板”的典型特征、发展趋向及贸易效应展开研究。
　　首先，本文基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对美国推出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背后的政治经济考虑进行理论阐释。第一，根据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轮轴-辐条”理论，为谋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体系中“轮轴国”的领导地位，美国通过主导签订多个RTAs的方式来对外输出“美式模板”。第二，为追求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消费的正外部性，美国在数字贸易谈判中会极力施压对方做出更多的市场准入开放承诺。第三，收集大量消费者数据以提供“差异化产品”和实施“差别定价”，是美国极力推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根本动因。第四，为捍卫美国在数字产品市场上的“知识垄断”地位，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成为了“美式模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本文对“美式模板”的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典型特征及具体规则展开分析。美国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内立法体系是“美式模板”的规制基础。“美式模板”经历了分别以KORUS、TPP和USMCA为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应对数字贸易给现行规则带来的挑战；在“跨境服务”章引入了机制创新元素；出台专门的数字贸易规则。本文对以下“美式模板”核心规则的演变历程和主要内容、出台动因及其引发的多国博弈进行了解析。一是对数字贸易关键术语的界定。二是要求“电子传输永久免关税”。三是不得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四是“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禁止实施计算机设施的本地化。五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包括“源代码保护”和“技术非强制转移”。六是“技术选择的灵活性及非歧视性”，禁止要求投资者选择、购买或使用特定技术。七是“网络中介责任豁免”，防止因过度追究第三方责任而损害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权益。八是明确传统贸易规则（如“非歧视性待遇”）对数字产品的适用性。九是基于“负面清单”承诺既有数字贸易规则可自动适用于新服务。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和预测了“美式模板”的演进升级和扩展适用趋向：一方面，“美式模板”未来可能会“推进知识产权正当使用”“提高数据可获得性”“规范数字产品的边境后措施”。另一方面，不少美国未参与的RTAs也就美式数字贸易规则进行了承诺,但不同规则的受欢迎程度存在差异；在WTO框架下“美式模板”被全盘接受的难度较大。
　　再次，本文对RTAs框架下代表性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数字贸易效应展开经验研究。本文选择“电子传输免关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源代码保护”“网络中介责任豁免”“技术非强制转移”“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这七项规则作为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代表，基于2010-2018年的经验数据，应用扩展的静态面板引力模型对RTAs框架下代表性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贸易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双方在其签署的RTAs中涵盖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可显著促进双边数字贸易发展。在七项代表性美式数字贸易规则中“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源代码保护”规则所带来的贸易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对“金融”“保险”“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正向促进效果最显著，对“个人娱乐”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贸易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或双方互联网发展整体水平越低，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越大。
　　最后，基于前文对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所做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式模板”予以重视。在战术上，中国应尝试理性对接“美式模板”中的合理要价，如提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实施“一刀切”的数据流动限制和本地化要求等；在战略上，中国应结合自身改革开放和发展数字贸易所需，构建中式数字贸易规则，提高中国在数字贸易国际治理领域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