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石，也被认为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翻译不再是单纯的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是被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成为为文化霸权主义服务的有效工具。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各种因素的干扰，从而在翻译实践中流露出自己的文化立场、翻译目的以及个人主观偏见等等。例如，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话语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一些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译者在其翻译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迎合东方主义的倾向，陷入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困境。而自译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一种别样的翻译形式。区别于一般的翻译行为,自译是作者把自己的原作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行为。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自译面临着一般的翻译活动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也同样受制于影响翻译行为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张爱玲的译者身份及其独特的自译现象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通过追溯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张爱玲的自译可分为三个阶段，且她在前两个阶段的自译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增译、删减、改写等异乎寻常的翻译策略，反映出她与众不同的翻译思想和文化立场。因此，本文意图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仔细分析和研究张爱玲自译的前两个阶段中的两部典型的作品：《赤地之恋》和《桂花蒸：阿小悲秋》，从而探索张爱玲在这两个自译阶段中迎合东方主义的表现以及其文化立场。与此同时，本文着手以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为切入点，揭示张爱玲迎合东方主义话语模式和陷入自我东方主义困境的原因，以期带领读者领略一个全面的、别样的张爱玲，并为张爱玲及其翻译活动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共有七章。第一章展示了本研究的依据、问题、目的、方法及意义。第二章追溯了学者们在东方主义、自我东方主义以及张爱玲翻译等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及不足，从而彰显出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章概述了本文所用到的东方主义、自我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以及它们与翻译活动的联系。第四章回顾了张爱玲极其不平凡的身世、背景和她在写作、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从而为第五、六章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五章通过认真对比、分析《赤地之恋》和《桂花蒸：阿小悲秋》的原作和译作，发现张爱玲对东方主义的迎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使用。第六章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的理论视角出发，揭示了张爱玲迎合东方主义的主要原因。第七章总结了全文，并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中，译者依然应该坚持翻译的基本原则，承担起文化使者的使命，从而推动全球文化真正的平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