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投资自由化理念的兴起、传播,投资准入限制愈加松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国民待遇适用出现了“趋前化”态势,即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投资准入前即可享有国民待遇。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已成为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的一个热点。晚近,有关国际投资法的讨论焦点之一即是否应当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在此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各异。尽管作为外资主要引入国的发展中国家有所松动,但总体上仍持审慎态度。外资国民待遇适用的趋前,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投资自由化,加速外资流动;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在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的情况下,投资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必然会受到“侵蚀”,对外资的管制权限收缩。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增强,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兼具资本输入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的双重身份。有鉴于此,中国应综合权衡投资自由化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利益平衡,准确研判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的利弊,做到有效利用外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加速本国资本“走出去”。基于中国在国际投资舞台上的“双重身份”背景,中国应重新审视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基于当前中国在国际投资舞台上的“双重角色”,文章开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基本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概念并分析其法理内涵;其次,作为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例外-负面清单制度,其与正面清单存在若干区别与联系,文章通过对比分析,阐明负面清单在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基于比较法视角,文章介绍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的国际适用范例,重点介绍NAFTA、欧美BIT范本等。文章最后将研究视角转向国内,在外资国民待遇适用趋前的态势下,中国应准确研判其对中国的利弊,并在上文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特殊背景,提出有利于本国的政策选择,在立法层面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