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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尤其是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基础性原材料占据了我国每年进口额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特殊的发展阶段以及特殊的发展模式。过去十年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带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固定资产投资则需要大量的大宗商品作为原材料。对于未来数年，虽然经济转型被强有力的提了出来，但转型的时间何其漫长。即便转型成功，也并非是盲目的提高消费比例，而是应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达到某种动态均衡。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仍是未来拉动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从而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样会巨大。同时，近些年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越来越激烈，这种价格波动势必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也必然会受到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变化是如何传导到股市的，对股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否与传统理论的负相关相符？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为了研究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本文首先选择了恰当的标的指数——中价国际指数。本文认为研究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于股市的影响，选择能够代表一揽子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数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上指数的构成应该与我国经济发展对大宗商品需求相符，否则实证结果即便显著也更多的是数据上的拟合，经济意义大打折扣。本文摈弃了此前研究一贯使用的CRB指数，这文章的创新点之一。在方法上，本文认为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变化传导至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两种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市场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即是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变化首先传导至现货市场，这也是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过程;其次，通过我国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使得大宗商品进入国内经济体发挥作用，如能源产品、有色金属等作为工业的原材料使用。这样价格从国际市场传导至国内市场，从而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近几年谈到的输入型通胀即是通过这条路径传导;最后，宏观上，当国内通胀过于严重时，相关部门会采取紧缩型政策，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影响;微观上，企业利用这些进口来的大宗商品作为原材料进行生产，其价格变化会影响企业的成本，从而对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价格。金融市场路径的依据是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也可认为是资金的流动。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变动通过影响国内期货市场和国外股票市场，再通过中国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价格信息传导、中国股票市场和国外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来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这种传导在成熟金融市场上非常快，且国外的研究表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与股市之间为负相关或者弱相关，因此，国外的投资者可以用大宗商品构建投资组合以控制风险。
实证方面，本为选取的指标为中价国际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上证指数。由于中价国际指数和PPI按月公布，因此对于上证指数本文选取的是上证指数月度收盘价，时间跨度为2003年1月-2012年12月，共120个样本，具体实证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收益率的形式。采用的实证方法为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根据实体经济传导路径:中价国际指数滞后一期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生产者物价指数对于中价国际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且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中价国际指数为生产者物价指数格兰杰因，而生产者物价指数并非是中价国际指数的格兰杰因。这说明中价国际指数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有着领先并显著的正向作用，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为国际定价，而我国缺乏对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和上证指数之间，生产者物价指数对于上证指数的影响始终为负向的，以滞后四期时尤为显著;而上证指数滞后一期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做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发现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温和的通胀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复苏，严重的通胀无疑对于实体经济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本文研究表明，2003年1月到2012年12月这段时期内，PPI对于股市不存在正向的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期初价格未能及时从PPI传导到CPI，使得成本端和产品端价格的增长不一致，也即成本端价格上涨，但产品端价格未上涨或者上涨不多，从而使企业亏损。但长期严重的通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伤，对股市出现负向的影响。而股市的上涨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使企业有激励去扩大生产，从而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进而使得原材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金融市场路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中价国际指数在滞后一期、二期对上证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滞后四期时却存在负向冲击;而上证指数对于中价国际指数却无显著的影响，且中价国际指数是上证指数的格兰杰因。这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成熟市场上商品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弱相关性甚至负相关不同，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复杂的。这里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我国投资者缺乏投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途径，从投资的角度讲，二者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其次，引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可能为美元贬值、流动性泛滥以及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加大了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流动性泛滥会以热钱的形式进入股市并推高股价，而经济发展强劲本身即为股票价格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长期大量流动性进入股市可能会导致泡沫，使得股票投资价值降低，资金分流至其他投资领域，进而股市下跌。本文的创新之处为:研究的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于股市的整体影响，选取的指标为中价国际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上证指数，而过去文献仅仅研究某一种大宗商品对股市的影响或者即便研究整体影响，但选取的指标统一为CRB指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大宗商品对于股市的影响分为两条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市场路径。从而，在理论和实证上更加详细的阐明了这种影响。
本文的架构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了本文涉及到的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的创新点与不足以及全文结构安排。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对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比较了国内外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国外对此研究比较全面，国内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大多仅限于某一单一品种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影响，对于整体市场影响的研究不多。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比较著名的大宗商品指数，指出各自的优缺点，并最终选择适合本文研究使用的大宗商品指数——中价国际指数，并详细阐明了原因。
第四章对大宗商品价格对于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分为实体经济传导路径和金融市场传导路径。实体经济传导路径以影响物价指数为核心，分别通过企业生产成本、预期通胀率和实际货币余额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而对股价产生影响;金融市场路径主要是依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大宗商品投资对于股票投资的替代效应而发生作用。并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具有特殊性，其金融市场传导路径如何作用需要通过实证进一步验证。
第五章为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同花顺(IF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选取了2003年1月到2012年12月期间中价国际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和上证指数月度收盘价数据，共120个样本。通过平稳性检验、构建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相互之间的影响和领先滞后关系，并得出相关结论。
第六章是本文结论和建议部分。该部分首先对本文的实证研究做了具体的总结。文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分别针对投资者、政府部门和监管者提出了相关建议。
为了研究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本文首先选择了恰当的标的指数——中价国际指数。本文认为研究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于股市的影响，选择能够代表一揽子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数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上指数的构成应该与我国经济发展对大宗商品需求相符，否则实证结果即便显著也更多的是数据上的拟合，经济意义大打折扣。本文摈弃了此前研究一贯使用的CRB指数，这文章的创新点之一。在方法上，本文认为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变化传导至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两种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市场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即是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变化首先传导至现货市场，这也是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过程;其次，通过我国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使得大宗商品进入国内经济体发挥作用，如能源产品、有色金属等作为工业的原材料使用。这样价格从国际市场传导至国内市场，从而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近几年谈到的输入型通胀即是通过这条路径传导;最后，宏观上，当国内通胀过于严重时，相关部门会采取紧缩型政策，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影响;微观上，企业利用这些进口来的大宗商品作为原材料进行生产，其价格变化会影响企业的成本，从而对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价格。金融市场路径的依据是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也可认为是资金的流动。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变动通过影响国内期货市场和国外股票市场，再通过中国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价格信息传导、中国股票市场和国外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来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这种传导在成熟金融市场上非常快，且国外的研究表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与股市之间为负相关或者弱相关，因此，国外的投资者可以用大宗商品构建投资组合以控制风险。
实证方面，本为选取的指标为中价国际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上证指数。由于中价国际指数和PPI按月公布，因此对于上证指数本文选取的是上证指数月度收盘价，时间跨度为2003年1月-2012年12月，共120个样本，具体实证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收益率的形式。采用的实证方法为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根据实体经济传导路径:中价国际指数滞后一期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生产者物价指数对于中价国际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且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中价国际指数为生产者物价指数格兰杰因，而生产者物价指数并非是中价国际指数的格兰杰因。这说明中价国际指数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有着领先并显著的正向作用，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为国际定价，而我国缺乏对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和上证指数之间，生产者物价指数对于上证指数的影响始终为负向的，以滞后四期时尤为显著;而上证指数滞后一期对于生产者物价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做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发现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温和的通胀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复苏，严重的通胀无疑对于实体经济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本文研究表明，2003年1月到2012年12月这段时期内，PPI对于股市不存在正向的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期初价格未能及时从PPI传导到CPI，使得成本端和产品端价格的增长不一致，也即成本端价格上涨，但产品端价格未上涨或者上涨不多，从而使企业亏损。但长期严重的通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伤，对股市出现负向的影响。而股市的上涨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使企业有激励去扩大生产，从而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进而使得原材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金融市场路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中价国际指数在滞后一期、二期对上证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滞后四期时却存在负向冲击;而上证指数对于中价国际指数却无显著的影响，且中价国际指数是上证指数的格兰杰因。这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成熟市场上商品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弱相关性甚至负相关不同，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复杂的。这里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我国投资者缺乏投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途径，从投资的角度讲，二者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其次，引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可能为美元贬值、流动性泛滥以及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加大了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流动性泛滥会以热钱的形式进入股市并推高股价，而经济发展强劲本身即为股票价格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长期大量流动性进入股市可能会导致泡沫，使得股票投资价值降低，资金分流至其他投资领域，进而股市下跌。本文的创新之处为:研究的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于股市的整体影响，选取的指标为中价国际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上证指数，而过去文献仅仅研究某一种大宗商品对股市的影响或者即便研究整体影响，但选取的指标统一为CRB指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大宗商品对于股市的影响分为两条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市场路径。从而，在理论和实证上更加详细的阐明了这种影响。
本文的架构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了本文涉及到的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的创新点与不足以及全文结构安排。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对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比较了国内外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国外对此研究比较全面，国内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大多仅限于某一单一品种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影响，对于整体市场影响的研究不多。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比较著名的大宗商品指数，指出各自的优缺点，并最终选择适合本文研究使用的大宗商品指数——中价国际指数，并详细阐明了原因。
第四章对大宗商品价格对于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分为实体经济传导路径和金融市场传导路径。实体经济传导路径以影响物价指数为核心，分别通过企业生产成本、预期通胀率和实际货币余额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而对股价产生影响;金融市场路径主要是依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大宗商品投资对于股票投资的替代效应而发生作用。并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具有特殊性，其金融市场传导路径如何作用需要通过实证进一步验证。
第五章为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同花顺(IF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选取了2003年1月到2012年12月期间中价国际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和上证指数月度收盘价数据，共120个样本。通过平稳性检验、构建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相互之间的影响和领先滞后关系，并得出相关结论。
第六章是本文结论和建议部分。该部分首先对本文的实证研究做了具体的总结。文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分别针对投资者、政府部门和监管者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