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湿地是水鸟赖以生存的基础,湿地的变化不但影响水鸟的栖息和繁衍,也会改变水鸟的种群结构及其分布。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的自然湿地面积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丧失了50%以上,而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随之而来,依赖湿地生存和繁衍的水鸟数量也在大幅减少,而亚洲是水鸟种群数量分布最大的区域,但约50%的种群数量在锐减,部分物种甚至趋于灭绝。为缓解湿地消失和退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影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自然湿地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并已取得明显成效,也为水鸟的栖息提供了保障,但人工湿地建设对水鸟的影响仍不十分清楚。本研究拟通过对云贵高原面积最大、污染最严重、目前正在建设大量人工湿地的滇池进行研究,探讨水鸟对这种环境变化的响应,同时也为目前大范围的湿地恢复和建设提供科学数据。 2013年3月至2016年2月采用湖面扫描法和标图法对滇池湿地的水鸟组成及生境变化进行了连续3年共90次270天的调查。从物种组成、周转、迁徙时序及空间分布方面分析了水鸟的群落特征;从景观层次上采用BINMATNEST和NODF软件对27个人工湿地中不同居留型水鸟群落组成进行嵌套结构检测,并分析形成嵌套格局的机制;从斑块层次上利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方法对湖滨180个斑块的环境因子进行筛选,并采用非参数多元方差分析(permutationalMANOVA)等方法分析了湖滨不同生境水鸟多样性;利用Before-After-Control-Impact方法探索了当前湿地公园建设对水鸟的影响。 三年来记录水鸟97种(包括留乌14种、夏候鸟6种、旅鸟44种、冬候鸟30种、游荡鸟或迷鸟3种),数量最大值为66718只,年间物种相似性仅为57.45%;月物种丰度峰值出现在迁徙季节(春迁和秋迁)和越冬季节,且迁徙季节物种周转率最高;月物种多度(Abundance)为单峰型,最大值为2015年1月57595只,最小值为2013年5月1662只。滇池北岸草海湖面、滇池南岸鸽子窝湖面及昆阳城内部分人工湿地水鸟多样性较高,聚类分析表现出较高的特异性。不同居留型水鸟群落均呈嵌套格局(p<0.001),生境嵌套和选择性灭绝两个假说均可解释所有居留型水鸟群落组成呈嵌套格局的机制,而生境嵌套假说和选择性迁入假说仅能解释繁殖鸟和旅鸟群落组成呈嵌套格局的机制,这提示人工湿地面积越大,生境异质性越高,湿地间的隔离度越低(冬候鸟除外)越能吸引更多的水鸟。从斑块层次看,斑块面积、植被类型数、明水面比例及生境类型对水鸟的多样性起着决定作用,斑块面积越大或植被类型数越多,水鸟的多样性就越高;过高(>80%)或过低(<20%)的明水面斑块中水鸟的物种多样性均较低。根据水鸟群落相似性分析可将不同生境类型归为4组:泥滩型,高挺水植被-高浮水植被型,低挺水植被-混合植被型,低浮水植被-池塘型。前两种生境类型中水鸟的物种多样性最高,表现为:鸻形目鸟类的物种数及密度在泥滩型生境中最高;目、雁形目、鹳形目、鹤形目鸟类物种数和密度在低挺水植被-混合植被型生境中最高。鸥形目鸟类物种数在泥滩型生境中最高,密度在低挺水植被-混合植被型生境中最高。滇池两个湿地公园建设后的面积缩小25.49%,池塘型生境增加40.37%,泥滩型生境和混合植被生境彻底消失。从调查期看,湿地公园建设后水鸟的物种数显著降低(F=73.6,p=0.00);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也降低(F=66.74,p=0.00)。物种数显著下降的目为:目(t23=3.82,p=0.001),鹳形目(t23=3.40,p=0.002),鹤形目t23=3.31,p=0.003)和鸻形目(t23=2.99,p=0.007)。 根据调查结果从水鸟保护角度出发看,人工湿地建设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①满足各季节水鸟的栖息需求;②应使景观和斑块面积最大化,尽量减少道路等对生境的分隔;③生境类型多样化,优先采用具有低挺水植被的混合植被型湿地,并保留一定面积的泥滩地和合适的明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