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三部立意批判、怪诞不羁、讽喻夸张且感时忧国的小说：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老舍的《猫城记》。在想象力相对匮乏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它们作为“异类”存在。在文学与政治关系较为密切、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它们的处境显得尴尬、暖昧。我们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结合其研究史，探寻它们被遗忘的原因，即传统审美习惯的无形引导和左翼思维的直接影响，其最大的价值也正体现于它们对当时左翼思维的突破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坚持。可以说它们属于实验性质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对创作个体而言，它们更多的是提供了某些经验教训，帮助他们寻找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同身份的三位作家在处理同一题材时有共同的指向，也各有其言说的重点，他们在各自的文化政治群体里做了相当的调整。这三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情节小说、寓言小说特色，如果仍以现实主义原则去要求、限制和批判难免有失公允。从这方面说这三部小说的研究史对文学研究有着不可忽略的警示意义。 中国现代小说具有鲜明的写实特征，这与苦难深重的中国现代历史紧密相连。但对于重视想象、虚构的小说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至少不能说是完美的。在满纸哀愤但富于写实的现代小说中，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老舍的《猫城记》因其夸张的讽喻、怪诞的讽刺显得特立独行。它们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给30年代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却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紧密结合其研究史，探寻它们被遗忘的原因，进而分析它们对于30年代中国小说的意义，以及它们给三位作家各自提供的写作经验。 绪论：主要介绍《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和《猫城记》的创作概况以及前人对它们的相关研究。作为较为边缘化的作品，文学史对它们的研究并不丰富。在价值判断上，建国前后、国内国外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本文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史的具体分析，探寻它们被遗忘和被歪曲的原因，分析它们在30年代现代小说中所体现的独特性，以及此番写作实验给三位作家各自提供的经验教训。本文研究的难点是如何通过文本细读挖掘它们的价值，给它们一个客观、合理的历史评价。 第一章被遗忘原因探寻：该部分主要探寻《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和《猫城记》在文学历史上被遗忘被歪曲的尴尬命运之因。第一节审美传统的无形引导。通过对比中西同类小说历史地位的极大差异说明中国“不言怪力乱神”的实用理性精神和温柔敦厚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传统遗留，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到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对它们的评价。第二节左翼思维的直接影响。该节结合它们的研究史说明其尴尬历史地位的生成原因，即强大左翼思维直接促成了评论者对它们的偏颇认识。 第二章绝境中的突破和坚守：30年代的接受视野在日见危急的国内外情形中日趋于窄，《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和《猫城记》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超出了其时的意识形态承受力，但正是在这绝望的探索中彰显出它们的难能可贵。第一节对左翼思维的突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在焦灼的危机意识下，抒发革命情感成为众望所归的选择，《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和《猫城记》在这方面做了努力的调整。《阿丽思中国游记》反映民生疾苦，但沈从文拒绝概念化写作，充分发挥了他的道德讽刺才华，因此该小说在当时并未和政治宣传完全挂上钩。而坚信并捍卫左翼思维的张天翼则在规则之中进行探索，创作出《鬼土日记》。他将殖民地化的中国从“阳世社会”搬到“鬼土社会”中去，托诸鬼蜮给作者的尖锐讽刺制造了一道合适的屏障，对文学界、学术界之鬼的形象刻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本的不足。《猫城记》似乎也谈革命，但显然与革命文艺的理解是有差距的，非但不直接抒发革命激情，反倒有些指斥，其思维方式显然与革命文艺不同。第二节对国民性批判的坚持。国民性批判是现代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思想内涵，承载着作家们的强烈情感，但随着阶级分野日趋明显，阶级意识成为一种时尚的普遍意识。革命文学倡导者以激进的断裂思维处理“五四”文学，以极其激进的态度宣称阿Q已死”。在这种环境下，《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和《猫城记》仍坚持启蒙追求，继承并发展前辈们的国民性批判，在阶级论盛行的30年代文坛倍显特立独行。该节具体分析三部小说如何坚持国民性批判：《阿丽思中国游记》主要表现在世态恶习的曝露；《鬼土日记》则体现在恶辣地披露那些所谓“文明世界”里的文人学士的道德堕落、精神空虚和生活腐烂；《猫城记》则颇具悲剧意味地展示了猫人的顽劣秉性，老舍认为迫切需要的不是破坏一切、果断决绝的“个性”态度，而是群体的自觉团结和自尊自信，体现了作者对处于国破家亡之际的中华民族的痛切提醒。 第三章创作个体的写作实验：在沈从文、张天翼、老舍各自出色的小说世界里，《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猫城记》显得并不出色，与他们各自的成熟之作相比显示出了较多瑕疵。它们情绪饱满、曲调高昂却不够凝练，显得粗糙幼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写作实验，结果并不那么完美，却也昭示出了他们各自的写作特点。这对作家来说也许是个转折，不完美的实践给作家提供了更多经验教训，帮助他们寻找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这也是它们对作家的意义，意义表现则各不相同。第一节文化品格的确立。《阿丽思中国游记》标志着沈从文开始自觉以“乡下人”身份构筑湘西与都市的城乡二元叙事，是沈从文小说文化品格的开始。第二节怪诞讽刺的探索。张天翼在《鬼土日记》怪诞讽刺艺术探索试验后，继续深刻短篇讽刺小说，并在童话文学中开辟出一个灿烂的天空。第三节舍弃幽默的尝试。《猫城记》成了老舍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适于非激情写作的老舍及时反省，进而扎根于自己所擅长的那些方面，创作出了《离婚》等优秀小说。 第四章结论：对于五四新文学规范而言，《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和《猫城记》确属另类。虽然它们不具规模，但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学尝试，它们确实存在着，可谓是三位作家颇费苦心的冒险。它们具有鲜明的情节小说、寓言小说的特色，不能刻板地以现实主义原则去要求、限制，更不能以政治批判代替文学审美，这是其研究史带给我们的警示意义。能够根植立足的土地又能充分发挥想象力，这不论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探索还是对于作家自身的艺术实践，都是值得肯定，也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