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虽多次发令保障新闻自由,但在政权不稳,日本入侵的环境下,仍通过控制新闻来源、立法、检查等手段,严格管制军事、外交新闻等相关报道。在复杂的外交环境中,《益世报》通过意租界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在外敌入侵之际,发出抵抗呼声。在旧中国,识字且有能力买报者甚少,同业竞争却相当激烈,《益世报》报人不得不采取策略改善报纸的业务与经营管理,该报逐渐在全国报界崭露头脚。有感于报业所受压制,《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期望政府给予报业充分的言论自由,并认为报纸有权监督政府,以促成公意的正确表达。在国家多事之秋,他还希望报人以为国家社会服务为信念,持论公正,记载翔实。该报社论主笔罗隆基也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绝对不能受到任何干涉,面对国难,他大胆敢言,不断思索救亡图存之道。在言论自由与爱国思想的指导下,“九一八”至“七七”时期,《益世报》对中日问题报道的基调即是鼓励武力抗战。政治上,期望政府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让实至名归的中心势力成立统一政府,作为御敌的先决条件；经济上,鼓励政府与日经济绝交,支持民众抵制日货,以经济御侮作为武力御侮的辅助；外交上,主张求其在己,希望政府能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依赖其他力量；军事上,主张全盘抵抗、长期抵抗、全民抵抗,以武力抵抗作为拯救危亡的唯一出路。为宣传其武力抗战的舆论,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该报采取了有差别的传播策略。该报深知中国人对外缺乏国家意识,贪生怕死且优柔寡断。故对中国受众,该报致力于唤醒国民的国家观念,主张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劝告政府对外以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鼓励民众承担国家主人的责任,政府御侮则援助政府,若政府不御侮则本着“国事依然有我”的精神自决自救。.同时,该报十分清楚中日关系的僵局源于日本武人的贪婪跋扈,常评价日人对外蔑视国际公法且不知礼义廉耻。故对日本受众,该报警告日本暴行必遭恶果,并时常有针对性地辟谣,对日方狡诈的言论、捏造的证据,虚假的宣传,一一进行反驳,同时,该报还告诫日本,中国不是亡国的民族。对于国联、英、美等第三方力量,该报总体上不寄予太大期望,认为国联是列强大国的工具,而各列强国对外又以自身利益为依归。但为获得国际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持,该报一方面警告国际社会,日本侵华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极力展示中国国民的抗敌决心。在复杂的外交、舆论环境下,各界对该报舆论褒贬不一。呼吁统一使得该报受到国内各种力量的认同,但抨击国民党、要求民主选择中心势力,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警告,一些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也认为这些主张脱离实际。经济御侮的言论被民众看作是爱国表现,但鼓吹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却被认为过于夸张,且引起日方仇视。外交上求其在己,获得国内部分媒体的声援。军事上抵抗到底的主张,受到民众欢迎,提高了该报的发行量,却又遭到政府当局禁邮、断绝新闻、电讯来源的惩罚,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中国对日宣战不可不慎重,而此后的历史证明,该报抵抗到底的呼吁不仅未被当局认可,反而招致多重迫害。以《益世报》为代表的对日舆论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社会反响,受到中国综合国力较弱、半殖民地国家外交环境复杂多变、受众对抗日问题的认识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