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即魏无忌,战国末期魏国人,是魏昭王少子与魏安釐王的异母弟,与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春申君黄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后世视其为四公子之首。信陵君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其身份尊贵、地位显赫且能礼贤下士、急危救难而致天下食客争往归附,自成一股势力,名冠诸侯。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质与窃符救赵的功绩为后人评论、吟咏不休,其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不断地被传播、接受、阐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横向与纵向分析、宏观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尝试爬梳由先秦至宋代的文史作品,以信陵君这一古老独特的人物与文化现象作为观照主题,辅以历代学者文人的评价、论述,考究信陵君形象的接受史,探析信陵君故事在历时的传播、推演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整理信陵君这一文化符号是否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被增添了新的文化、文学内涵。文章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具体的研究内容有以下几点:绪论部分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近70年来学术界对信陵君整体的研究情况,学习方法,寻找突破点,发现信陵君形象接受研究的不足与空白之处。第二,简单论述信陵君千百年来传颂不止的意义与价值,辅以信陵君形象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况,为本论文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提供论点支撑。第三,对本文所要用到的研究方法与难点做简单介绍。第一章主要探究信陵君的原初形象。通过解读先秦两汉文史典籍中的信陵君故事,归纳形象特质,找寻接受与阐释的源头。根据信陵君的社会身份以及文本中呈现出的面貌,本章将信陵君形象归为君子、游侠、策士、臣子等四种,以方便区分不同性质的典籍中的复杂多样的信陵君形象,不同形象呈现出的品性特质与评价倾向均不相同。《史记》中的记载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余典籍作品则使信陵君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第二章阐述魏晋南北朝文史作品中信陵君独立人格的形成,是信陵君形象接受史上的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史书呈现出了褒扬与贬抑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评价倾向,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魏晋南北朝诗文抛弃了早期文史作品中对信陵君的道德、事功等的评判,转向关注信陵君个人的身心发展、人格魅力与品质特征,对信陵君礼贤下士、客赵归魏、窃符救赵、杀鹞济鸠以及游侠形象等各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生动、丰富的艺术接受。第三章探究唐代文史作品中的信陵君形象的发展情况。文化的繁荣发展促使信陵君形象的接受达到顶峰,这主要体现在文学性阐释上。唐代史书中对信陵君的评述也是基于《史记》《汉书》中的记载,对信陵君取士、救国等行为进行论述。唐诗中信陵君形象的符号化趋势明显,在对礼贤下士、游侠形象等的恒定元素的承接与再创造中,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企望明主等多种感情,阐释的广度与深度呈现了文人的选择性。唐代散文对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质作出了不同于前者的接受,叙述生动,褒贬相交,创作主体立场的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倾向,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第四章论述宋代文史作品中的信陵君形象,宋代可视为信陵君形象接受的复归与过渡期。宋史如《资治通鉴》对信陵君的臣子形象作了隔代接受,对其事迹的记录更加简洁,赋予了信陵君新的形象面貌。宋代信陵诗的文学性、抒情性减弱,信陵君形象特质在承袭宋前作品的基础上,也融入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具体表现为主题的类型化、议论性的增强以及元素的添加与拓展等。宋代散文对信陵君故事做了全面且细致的归纳、记录,更关注信陵君自身的形象、事迹,推动了信陵君故事在后世的流传。第五章分析信陵君故事中的文化功能。就“士为知己者死”的士文化来讲,罗列前人观点,对侯嬴自刎的缘由进行论述。创作观念的改变源于作者遭际的不同,从“知己”到“知遇”,从期盼“救危救难”到“感士不遇”,其中折射了古代士人普遍的明主情结。就游侠文化来讲,信陵君游侠形象随着时代发展,“义”的内核始终如一,只是外在形式发生了改变,这表现在“重义守信”“一诺千金”等仍是核心,但外在形象越发飞扬、潇洒、不羁。第六章对信陵君形象承接与阐释的过程做历时的纵向总结,使之与前四章横向的梳理相补充,逻辑更完整。这里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对信陵君形象接受的规律与特点做总结,即继承与创新的交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二是对其中个性化的接受做简单阐述,对宋之后信陵作品中“醇酒妇人”的重新诠解做简单的概述,呈现信陵君形象在后世的发展与影响,使其接受史与影响史脉络更加完整;三是简单概述文人接受的选择性与阐释的距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