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杨献珍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体现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阐释。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夸大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将主观能动性张扬成唯意志论,杨献珍反对当时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提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命题,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对“对立统一”规律做出准确的阐释。受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学术界将对立统一规律理解为“一分为二”,强调对抗、斗争的一面,为强调阶级斗争张目。杨献珍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优秀辩证法思想的基础提出了“合二而一”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补充,而且对当时盛行的“斗争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学说。杨献珍针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五种生产关系,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以此来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综合经济基础论”客观全面分析当时社会现实,符合我国国情与经济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杨献珍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对新世纪践行群众路线具有指导意义。杨献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提供了宝贵经验、也留下一些令人惋惜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