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自然权利说的反思,认为该学说不足于为权利的来源与基础提供一套坚实可证的解释,尽管其结论是可取可用的。人权不是冥冥之中安排预设好的,和其他理念和制度一样,是人类在艰难的进化史通过交往、生产、斗争反馈总结出来,来自于社会交往中人们的选择,来自于政治生活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博弈;人权之所以能风行欧洲乃至全球,就在于它的内在契合人的本性需求、肯定人的价值,外在有着成功的典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探索二战后人权走向全球化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特别对二战后人权全球化的步伐加速推进;以择其主干的方式,分别介绍当前人权保护的全球性机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机制(《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社会宪章》),一方面展示人权全球化的具体成果、证实其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发现这些机制既有开放性的特质,同时由于存在着多样性的世界文化,必然会在争论和矛盾中继续发展。最后强调应当关注人权全球化将得以强化的客观条件。以第一部分形成的理论为视角,以第二部分展示的人权保护全球和区域机制为背景,在第三部分,先简单描述人权在我国的历史演进,接着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列举当前我国人权保护领域在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等层面存在的一些不足,指出完善国内人权保护制度、促进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首要问题是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重点切入当前有关人权普遍性特殊性、人权与主权关系等争论不休,却又异常重要的领域,认为:于我国而言,以人权入宪之契机,确认国际人权法有关“人权普遍性”的精神是很有必要的;在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名的新干涉主义之余,必须对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有崭新的认识。只有以积极的态度、从世界和本国两个现实情况出发,才能探寻到完善国家法律制度之道,从而造福民众,赢得世界的尊重。在结论部分,归纳了本文的几个主要观点,提出了今后继续学习、深化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