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探讨“闲适”一词背后的意义及与之相关的小品文的发展。围绕20、30年代小品文的兴起和30年代小品文论争展开。论文首先梳理“闲适”一词在古代的意义及其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理清“闲适”与中国道家文化和晚明文化的关系。第二部分切入到20、30年代,探讨“闲适”话语在此期间的生成语境。我们提到的“闲适”话语是呈现在小品散文这个特定的文学领域中,因此20年代小品散文的兴起及其取得的可喜的成绩为“闲适”话语的确立提供了可能;《语丝》时期,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构建的“闲话”氛围,为30年代闲话小品热奠定了基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也是周、林等论语派同仁选择“闲适”话语作为散文发展方向和人生态度的重要原因。第三部分是论题的核心。把30年代小品文论争的焦点放在“闲适”话语之上,试图展现论争中“闲适”小品文的发展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通过研究“闲适”话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小品文、自由主义、表现主义等的借鉴和吸收,展现“闲适”小品在思想、内容、形式、风格上的特点。通过论争的双方,论语派和太白派在论争中针对“闲适”话语的各自论调的整理,客观地呈现“闲适”话语在论争中的情况。结语指出30年代小品文之争历来给人的印象是两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观念的分歧,而研究者们也惯于将这一史料作为评价周作人、林语堂在当时提倡小品文合不合时宜的依据。固然这些都是论争史料的重要价值,但就论争本身而论,这里面既是文艺思想、政治立场的交锋,更是观点的发展成熟过程。因此,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闲适”从来未被完全压抑,而是同样时常得以表现自身,虽然这样表现更其曲折和复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