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社会高度物化。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安全，以及物质进步，都只是海市蜃楼。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疏离感，人人都承受着孤独和焦虑的煎熬。人们发现，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哲学不再保证他能够满意地答复“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世界大战后，社会失去了理性和信仰。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人，难免这一时代疾患。整个存在和人生就显得荒诞而不可理解，空虚而毫无意义了。　　存在主义者认为，在荒诞的环境中，孤独的个人没有逃避的余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出选择给生命以定义。挺身反抗这种虚无和荒诞，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把自身从无意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加缪认为，这样反抗给人生以价值，贯穿着生存的始终。人的反抗虽无胜利的希望，但却表明人是不可征服的，因而人生的价值即在这反抗的过程本身而非其结果。加缪把这样的反抗者称为“荒诞的英雄”。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就是一个荒诞的英雄。他在这种无望的努力过程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罗卫夫人》中，人被抛进了荒诞的世界，无依无靠，不得不自己去做出选择，这就是人的自由——自我选择的自由。对这种自由，人无可逃避，必须承担。同样，焦虑也将人引入自由选择。存在主义者在一种极端危机的人生图景中看到了人的自由，强调人应自我选择，负起存在的责任，这虽然是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微光，但有其积极的意义。两个主人公，克拉丽莎和赛菩提莫斯，虽未曾谋面，却颇有共性。与现实隔离的深深孤独感缠绕着他们。两人的心头都萦绕着“无须害怕”这几个字。这来自莎士比亚的剧本《辛白林》中的一句诗:“无须再怕骄阳酷夏也不畏惧肆虐寒冬”。这句诗是安慰人们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能帮助人们摆脱人世的痛苦。而两人一直在思考这句诗则暗示了二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也试图寻找面对死亡的勇气。克拉丽莎经过生死思辨，选择了勇敢地活下去，去迎接生命的挑战，给她的“存在”赋予意义，而赛菩提莫斯决然地选择自杀，以死来对荒诞世界进行抗争，给世人以警醒。　　从叙事手法上，《达罗卫夫人》中意识流的表现方法使得作品中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官效果，反映出世界的无序和荒诞。同时，大本钟在小说中作为一条叙述线索，凸显出一种时间焦虑，引发对生命和时间的关注，以及对人存在的思考。　　综上所述，《达罗卫夫人》这部小说具有存在主义的特征。伍尔夫在创作中，不是单纯在荒诞世界里书写无所事事，而是从绝望的世界中寻找希望。人在逆境中的自由选择，在重压下不向命运低头，保持优雅风度，体现出人的尊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小说中的两大主人公，克拉丽莎和塞普提摩斯，虽然选择了不同的生命道路，但是他们都不失为存在主义危机下的英雄，或给人勇气，或给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