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天才”作家,他那沉郁而充满激情的文学风格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坛独树一帜。或许正因为其创作的独特性,路翎的作品常常被读者误读。这种误读不仅存在于主题方面,甚至也存在于形式方面。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将路翎的创作视为现代文学具有“欧化”倾向的样本之作,并从不同路径对他的作品进行阐释。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欧化”问题的论争脉络,以及路翎小说的“欧化”倾向的提出经过,和路翎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试图回到历史现场,重新检测“欧化”倾向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并以此为基点,将研究从语言层面向着风格层面推进,试图在路翎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思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从中探寻“欧化”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路翎的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在第一章中,笔者先梳理了新文学运动中有关“欧化”问题的论争的两条历史脉络,即偏重语言形式的新旧之争以及偏重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之争,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讨路翎“欧化”问题的发生。本文认为,路翎小说风格的“欧化”印象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欧化,它缘起于一种内涵复杂又相对含混的阅读感受。在第二章中,笔者将具体讨论路翎的文学风格。当我们抛开“欧化”的前见,深入探究路翎的文学风格时会发现,它是一种不畅达的、郁结的文学风格。这与路翎那独特的语言形式有关,即大密度的长难句式。路翎使用这种语言形式的目的是更加准确地表达情绪。相比于“欧化”,“郁结”也许更接近与路翎文学风格的本质,而“欧化”可能是读者对路翎郁结风格的一种“误读”。这种郁结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路翎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上,而这种心理分析最突出的外显特征就是那些大量出现的分析性段落。在人物独白和大量分析性话语的不断堆叠中,路翎小说心理描写的内容越来越多,最后对小说的叙事部分造成了扰乱和挤压,使读者在小说的叙事性层面上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困难。这种写作手法使得叙述人的“声音”在作品中永远要压过主人公的“声音”。叙述人的“声音”甚至对主人公独白本身都进行了介入。通过这种介入,路翎使他的主人公表达出了一些他们看似“不该”表达出的情感,从而造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假象”,使读者产生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与此同时,路翎的小说风格还在情绪上为读者设立了另一重阅读障碍。这一重障碍的设立是通过对受难“崇高感”中所蕴含的郁结情绪的表现来完成的,它在文本中的具体落实就是“桥梁”和“旷野”这两个意象。正是因为这种郁结的崇高,才使得路翎这独特的郁结风格最终得以形成。在第三章中,笔者认为,相比于外国文学的影响,路翎这种文学风格的形成与他的文学观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其中路翎对于“内容”的理解更是重中之重。一种小说风格从本质上讲是形式问题,而在路翎看来,相比于形式,内容是更为重要的。形式要适配于内容。正是由于路翎对于形式和内容的这种态度,才让他能够放心地采用一种对于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小说风格。最终,这种“陌生”的郁结风格被读者基于其相对模糊的阅读感受定名为了“欧化”。路翎还认为,文艺的“内容”必然来自现实生活。这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内容”是潜藏于生活之下的内核和发展趋势,是内在于事物的、复杂的真实本质。路翎写作的目的是从具体的对象中提取出普遍的内容,这是路翎小说呈现郁结风格的又一大原因。内容还必须与人民相结合。属于人民的内容自然是能够引起人民广泛共鸣的。艺术的内容不是只属于某个个人的,路翎小说中那强烈的个性在他自己看来可能是共性的一种显现。同时,内容也是具体的,是变动不居的,它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教条,这种具有血肉的内容更是充满温情的。所以,路翎的小说风格虽然是郁结的,但一定不是不可理解的。它不光不会将勤奋的读者推出它的世界,反而能够唤起他们的共情,吸引着他们去对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