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历了从“人民民主”到“准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两个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与苏联对外战略的转变、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同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苏联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存在是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的外在动因和决定性因素,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慕尼黑阴谋”给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民族创伤、战争对居民情绪的影响及本国的历史传统等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因和从属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苏联是捷共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外在依靠力量。本文试图以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为线索,以《苏捷关系文件与资料》、《俄国档案中的东欧》、《东欧问题中的苏联因素》为史料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讨1945—1953年期间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与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入了理解冷战对地区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探讨斯大林的国家安全观念和贝奈斯的国家安全观念及民主观念出发,论述他们为寻找本国安全所做的努力及双方走到一起的过程。斯大林的国家安全观念是“边界、势力范围",贝奈斯的国家安全观念是“东西方桥梁”,民主观念是融合苏维埃民主和西方民主的优点走第三条道路。斯大林从贝奈斯身上找到了战后推行中东欧政策的最佳方案,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签订了《1943年苏捷条约》。此外,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民族委员会和开展游击运动,战后拥有了武装,掌握了群众,成长壮大的捷共成为日后斯大林限制贝奈斯的借助力量。第二章从人民民主制度的起源着手,探讨二战结束前后斯大林在中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形成过程、本质特征,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方式。再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描述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联合政府政策是二战结束前后大国协调的产物,针对大国协议,斯大林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实行之。经过苏联的精心打造,捷克斯洛伐克具有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特征: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对苏友好。这种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协议民主”,它存在外部基础是反法西斯盟国合作,当大国逐渐由合作走向对抗,这种民主必然出现危机。第三章以战后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演进进程为背景探讨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对策与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道路的关系。1947年是美苏关系由热变冷的转折点,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尽管双方已互不信任但还维持着形式上的合作关系。正是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有了一个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不仅自己抵制,也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非共产党部长利用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犹豫不定之机成功地促使政府通过了接受英法邀请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在1947年7月举行的苏捷双边会谈中,斯大林向捷克斯洛伐克下达了最后通牒,压制捷政府放弃了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打算。中断同西方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捷共所坚持的面向苏联和斯拉夫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和以指令性计划发展经济的观念取得胜利,为把苏联经济模式移植到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条件。第四章从分析促使斯大林放弃大国合作战略的原因着手,探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与苏联冷战战略形成的关系,苏联对外战略的改变直接导致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变化。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宣布了“阵营对抗理论”,通过批判法共和意共训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建立对政权的垄断。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共产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查摆了自身问题,并制定整改措施,随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陆续完成了夺权任务,但捷克斯洛伐克却明显落后了。1946年议会选举的胜利令捷共迷恋上了议会斗争方式,对议会外的斗争方式重视不够,他们相信在预定于1948年春举行的选举中能够获得51%以上的选票,从而完成夺权任务。直到1947年末1948年初,捷共在了解到无法取得选举胜利,以及非共产党率先制造政府危机的时,捷共才不得不在苏联副外交部长佐林的直接鼓励和监督下采取议会外斗争方式夺取了国家政权。1948年2月事件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为把苏联政治制度模式移植到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条件。第五章通过叙述苏联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确立的过程,探讨积极移植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基本手段和这种体制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带来的影响。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清洗“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思想代表者是完成体制移植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批追随莫斯科路线的政治力量成长起来,他们是体制移植的倡导者和拥护者。镇压和清洗是斯大林体制建立和维持体系内部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干部更换苏联强化了对东欧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捷克斯洛伐克被赋予的角色是“机床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到1953年这种体制已基本被移植到捷克斯洛伐克,而这一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