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中世纪晚期西欧低地国家的城市自治运动为资本这一现代性的动力来源创造了初始条件,而资本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力量,并通过政治革命、市场经济、产业革命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思想革命等因素型塑了与传统“断裂”的现代世界,现代性从本质上来说即是资本现代性。现代性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是一种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启蒙理性的公共地、自由地运用,主体性的凸显既为现代性的制度构建奠定了基础,又带来了思想解放并为马克思批判精神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与现代性所造成的异化现象如影随形,人们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受制于资本的逻辑,启蒙理性在蜕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中剥夺了现代人的生存意义。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性批判思潮只是在资本关系的范围内从理性原则方面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工具理性的霸权一样恰恰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构成部分,并因此而成为资本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马克思的学说从“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出发,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何以可能为主题,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置于实践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以实践唯物论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学说具有非体系化的、复调性的理论特征,构成这一理论特征的灵魂的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认为“现实的个人”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性的实践、工业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却使这种本质力量的异化形式发展到顶点。因而,对资本现代性所造成的“现实的个人”的异化劳动现象及其文化表征的批判并寻求超越资本现代性的路径以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学说的总问题。　　 通过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解构了披着各种“科学”外衣而其实质是“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并在揭示体现压抑人的个性的资本主体性的“拜物教”基础上,彻底地颠覆了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神话,发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新世界；而在人类学批判中马克思则发现了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不同路径。通过对实践活动本身的批判激发人们的批判精神,以对话的形式推动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扬弃自身,而其目的则是从现实的矛盾出发,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发现“每一个人解放”的可能性空间,这是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法即唯物辩证法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批判的根本特点。　　 当斯大林模式窒息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以独特的方式传承和推进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马尔库塞在考察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统治下“单向度的人”或者说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生成的社会历史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非压抑性文明”的构想。哈贝马斯则实现了传统的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的根源是工具理性调节的系统对交往理性调节的生活世界的入侵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据此提出了交往理性的重建方案。奥康纳在坚持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将“文化”和“自然”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建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系,以此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并论证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全球化是资本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西方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以及集中体现为人的“物化”的人类生存性危机也在全球化过程中扩散到全世界。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之交的社会变革在实现着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诚信问题等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越来越凸显出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时代价值,故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发出了“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将来”的时代吁求。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要实现对传统苏联模式与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双重超越,营造对话环境以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人类实践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批判的活动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