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贿罪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以A省法院司法实践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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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惩治腐败类犯罪成效显著;十九大报告指出反腐败要持续“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国近年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对于减少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量、人数、数额,成效并不明显。人民群众已然意识到,需要从贪污贿赂犯罪发生的源头——行贿罪来遏制腐败态势。对行贿罪加大惩治力度呼声愈高,行贿罪处罚力度也愈大,刑事政策从传统的“重受贿轻行贿”转向“行贿受贿并重处罚”。但通过分析行贿罪司法惩治现状,行贿罪惩治力度与受贿罪惩治力度远不能比肩而立。而行贿犯罪增长态势,是社会腐败现象漫延的源头,是对公务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不可收买性法益的直接侵害。行贿罪惩治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分析行贿罪司法惩治现状,剖析原因,提出建议,促进每一个案件实现公平正义。本文采用司法实践与理论探析相结合的方式,除引言与结语外共四个部分。在引言中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以及域内外的研究综述,此外还介绍了本文的创新点、不足之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剖析了行贿罪司法惩治现状。通过对比2015年以来A省司法机关惩治受贿罪与行贿罪,摆出大数据、制作直观图,得出行贿罪与受贿罪惩治不平衡之困境。再次,从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抽取A省法院300份行贿罪刑事判决书,分析行贿罪刑罚种类、刑期区段,得出行贿罪刑罚趋轻、量刑恣意的困境。最后通过宋小林行贿案分析,引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消极构成要件的缺陷,导致司法机关对行贿罪态度宽容。第二部分辩证分析了形成行贿罪司法惩治困境的原因。首先,阐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的司法实践、理论学说,保留该要件存在司法实践上的限制性。再次,通过分析行贿罪法定刑配置失衡,得出行贿人承担的法律后果不符合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然后,从纪委监委侦查分析,侦查机关未能重视追缴违法所得,导致行贿罪违法成本低;行贿人主动交代罪行,能够得到刑罚上面的减免,行贿罪出罪容易;侦查过程中,措施不到位,致使办案效果不佳。最后,分析社会民众法不责众心理、法治不彰固有国情、司法机关同案异判现象,成为行贿罪司法惩治不力的社会原因。第三部分通过对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在立法、司法上惩治行贿罪进行考察,借鉴域外未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确实发挥罚金刑应有之义、惩治与预防双管齐下的法律规制,形成惩治行贿罪合力。第四部分提出解决行贿罪司法惩治不力之建议:在立法层面,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协调行贿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完善罚金刑和增加资格刑。在司法层面,通过追缴违法所得,提高行贿人犯罪成本;严格规制行贿罪减免规则,提高出罪门槛;提高侦查人员的办案能力和手段,以便更好打击行贿行为。在标本兼治方面,审判机关促进“同案同判”,加大惩治力度,切实发挥新闻舆论的犯罪预防作用。最后在结语中总结全文,当前行贿罪的司法惩治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只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司法上积极应对、刑事处罚与刑事预防相结合,一定能促使我国贿赂犯罪迎来大幅度降低,反腐败态势持续向好,以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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