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阶层，既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创建者、传播者的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官僚的后备队伍。因此，在中国古代，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无士人则无政府，无政府亦无士人，既对立又统一，表现得错综复杂，一言难尽。这种关系不尽如西汉初年叔孙通与汉初政府那样简单，而魏晋时期的名士阮籍、嵇康，则因为代表了这种关系的两极而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拟以之为个案，来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了解“士”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即“士”的出现与发展。笔者先谈了中国古代“士”由原初的阶级发展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的过程，再谈了秦汉前后士的政治职能的变化，由创造、继承、传播文化和参政议政的职能逐渐变成政权政治的附属物和工具。通过这一部分，可以总体了解士的历史背景。　　 接着第二部分，笔者主要以阮籍为消极回避政治的典型来探讨士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极端方面。从阮籍诗、文中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及其变化，和他行为举止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态度，可知，和大多数士人一样，阮籍早期也是以儒家理想为自已规划人生的。但是，到了后期，他的政治思想由“济世”转变为批判虚伪的现实和礼法之士，甚至提出“无君”论；行为举止上背礼违俗，做官“遗落世事”、言皆玄远，与司马政局虚与委蛇，依违于政权内外，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当然是与政治环境有关的，他的“遗落世事”恰恰是心系政治的反映。这是污浊政治中士人的一种极端的表现，与其真实的内心是不一致的，阮籍高洁而清纯的人格得到扭曲，从而造成了他内心深深的矛盾与苦痛。　　 文章第三部分以嵇康为积极反抗政治的典型来探讨士人与政治关系的另一极端表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了嵇康的政治思想和他内心欲仕不能、欲隐不甘的矛盾。嵇康不像阮籍那样左右逢源，他以刚烈峻急的个性积极反抗着虚伪、狡诈的司马政权，对司马氏的拉拢置之不理甚至逃避，坚决不与其合作，并对现实政治给以尖锐、辛辣的嘲讽。嵇康曾想归隐，但坚定的儒学信仰又使他始终心系政治，忘不了世俗。所以他的内心也是矛盾、苦闷的，最终在强势的政权下从容的死去。这是黑暗政局中士人的另一极端的表现形式。　　 第四部分：传统礼教的真正维护者。通过笔者前几部分对阮籍、嵇康的分析探讨，可知阮籍恃才佯“狂”、嵇康高自标置，好像是传统儒学的叛道者。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并不是传统儒学的背叛者，只是现实的政治与他们心中所向的儒学政治相差甚远，心中有难言的苦衷，所以行为怪诞、荒唐。从他们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才真正是传统礼教的维护者。　　 第五部分，士人与药及酒。药与酒不仅是伴随阮籍、嵇康一生的两样东西，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士人远祸或消愁的凭借。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药与酒可以逃避灾祸，宣泄内心的痛苦，但这种以承受身体上的痛苦来减轻内心苦痛的方式无疑是政治环境使然，更是病态社会的表现。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把隐士及其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作为士人与政治关系研究的一个特殊类型，来探讨士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隐士是士人的一种类型，是远离政治漩涡、归隐山林的士人。阮籍、嵇康都曾向隐士孙登学习，归隐山上林间，但最终“尘缘”未了。从而反映出，隐士是士人在现实中不得志的退路。隐士作为士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隐在什么地方，都会处在统治阶级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内心深处的入世情节也从未泯灭，所以隐士与政治之间也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最后笔者得出结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士人与政治之间对立统一、微妙复杂的关系就出现了。士人从政有两种前途，要么以身殉道，如嵇康；要么以道殉身，如阮籍。但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是一个矛盾体，前者想远离政治，却总是心系政治；而后者身在政治中左右逢源、熊鱼兼得，又总想摆脱世俗政治。所以士人与政治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主要的社会关系。没有士人，则不会存在政权，反之，没有国家政权，士人也就没有赖以存在的条件。所以，士人与政治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中国几乎历朝历代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