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转及善治目标的实现，需整合实践中涌现的制度创新性成果以推进各领域的制度改革;而协商民主制度意在利益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中，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提供包容性合作方案，促成有效集体行动，因而协商民主成为了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受关注程度日渐提升的价值取向，面向基层治理领域的协商民主制度探索同样日趋丰富。然而，协商民主制度对应了较特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要求，有效的制度设计应与外部环境框架相适应，否则这样的制度模式难以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发挥作用。因此，探寻能够与我国整体政治环境结合，适应多元经济与文化背景，在广泛基层治理范围中发挥长效作用的协商民主制度模式，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对当前较成熟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当前治理环境对协商民主制度运作形成了认识偏颇、启动阻力和无效协商共同组成的三重运行困境，因此能有效参与基层公共治理进程的协商民主制度，应遵循聚焦生活政治领域现实问题解决、与现有体制框架结合并在协商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通过高质量制度设计回应运作困境对协商制度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媒体参与协商过程，能提供超越局部空间特定和时间限制并具有诸多发展优势的协商平台。传统网络论坛、社会化网络媒体与电视媒体的比较，揭示了当前技术水平下电视平台更符合协商民主理念内在要求，而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近年来与公共治理相结合的电视节目形式，也正经历由“电视问政”到共同协商的发展阶段，杭州电视台《我们圆桌会》是这种协商制度与此类电视节目的代表。　　通过对《圆桌会》自开播至2014年最后一期696期主题的完整统计，呈现了这一协商民主制度关注的治理范围与重点。结果表明:“圆桌会”制度的治理范围涵盖了杭州地理范围内城市管理、基本生存发展、精神文明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公益事业发展等领域，覆盖范围较全面，同时总体来看这一制度对与民生问题最息息相关的“基本生存发展”主题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具体议题最为关注;对热门议题的统计则表明“圆桌会”更倾向于涉及利益广、讨论性强、争议性弱的议题;对议题所占比例变化幅度的统计表明社会引导和政府引导两方面因素影响着圆桌会的议题选择。另一方面，围绕电视平台特性所形成的议题形成机制、代表选择机制、主持者机制、理性塑造机制和公共决策机制组成了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制度结构，这些机制从定位上锁定了明确的关注范围与突出的重点，从结构上整合了公共协商过程与传统行政过程，从平台上强化公共监督对协商治理的效力。这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作保证了“圆桌会”符合协商民主的规范要求，也使其具备在更广治理范围发挥长效作用的制度潜力。　　研究发现，“圆桌会”制度能取得超越传统行政方式的治理效果，以在互动中重塑主体间关系的方式塑造公共领域，在持续运作中以潜移默化方式培育直接与间接参与者的公共理性。然而从当前制度运行结果来看，以《我们圆桌会》为代表的这一制度类型在流程上仍有不足，主要有:后期反馈流程中的制度化结构尚需建立，前期准备流程中的随意化倾向尚需克服，代表协商流程中的专业化程度尚需提升。因此多元治理主体应当协作扩展“圆桌会”所能获取的多方资源，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将圆桌制度与公共部门考评相结合;协同社会研究机构，提升准备流程的科学性和公开程度;发掘基层治理主体，培育基本治理面的协商制度与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