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清初康熙十八年（1679）参试博学鸿儒科并被录取的文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清初博学鸿儒群体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参与庙堂文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以庙堂为视域,统合“外现”的文学话语和“内在”的主体心态,考察博学鸿儒具有庙堂特征或以庙堂身份所表达的文学话语（包括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以及作为话语主体在进入、身处乃至走出庙堂的过程中所反映的群体与个体的心态特征及其变化。本论文致力于体现以下几点创新:立足场域,即关注庙堂话语的内容主旨、表达方式与话语场域的联动关系;转换视角,即由“政治影响文学”的关系视角转向“文学话语”的本位视角;聚焦主体,即突显庙堂视域下博学鸿儒心态的综合特征、个体差异、嬗变分化及其动因。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博学鸿儒科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反响。首先从政治环境与诗坛背景两方面定位博学鸿儒科在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坐标体系中的交汇点位置。官方与民间的双向记录,呈现出兼具威逼与恩遇特征的荐取过程。博学鸿儒科在遗民群体与“新朝诗人”群体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响,正是政治身份认同与朝野舆论塑造的差异化结果。第二章,庙堂主导的正统书写与美颂心态。“正统性”是清初政治的核心命题,清初的正统论说应当置于历史谱系中予以历时性的观照。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的背景,着重分析博学鸿儒以文学形式主动参与清朝塑造正统、康熙追求治道合一等意识形态活动的过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博学鸿儒藉由庙堂诗赋来回应官方的政治言说,从而形成政治意旨与文学形式的高度融合。博学鸿儒的美颂心态是其正统书写的基质,并因康熙的治绩而不断深化,同时在制约性的书写框架内尽力保持个人性的表达特色。第三章,庙堂指向的诗学建构与立论心态。本章通过论述康熙的文学规制、试官的文学引导与鸿儒的诗学观念三个方面,展现出文学思想在引导、整合、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庙堂化趋势。帝王—试官—鸿儒等多方面力量形成层级化、链条式的文学互动结构,相互作用并共同导向庙堂诗学话语的统一。诗歌的“体”“用”两方面,即由“真”到“正”的性情观和庙堂立场的诗教观,凸显出诗学建构的庙堂指向,反映了博学鸿儒渐趋平和的心态与君臣遇合的愿景。第四章,庙堂转向的身份认同与心态嬗变。本章选取博学鸿儒中最具有身份转型意义的“四布衣”为例,深入考察他们“野翰林”的心理特征以及“进”“出”庙堂之际的现实处境与精神世界。由野至朝的身份转型过程,不仅关系着文人个体的价值选择与追求,也是社交群体、舆论导向等社会性因素形塑的过程。博学鸿儒转向庙堂的身份意识,既表现出士人复杂多样的个体性,也反映出博学鸿儒科对士人潜移默化的政治吸附力和感染力。第五章,庙堂离合的空间书写与心态异趋。本章从空间书写角度切入文学的话语指向及其与作者心态的关系。博学鸿儒从山林到台阁的空间转换具有强制和急遽的特征,因此鸿儒群体的庙堂心态也呈现出纷繁交错的状态,并为这一群体内部的仕、隐分途埋下了现实与精神的双重伏笔。本章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有关“山林”与“台阁”的诗学理论,再以博学鸿儒书写空间的作品为对象,探讨山林—庙堂转换视域下文学话语从疏离庙堂向融合庙堂的指向性转变。“山林”与“台阁”作为诗人隐与仕的精神象征,折射出博学鸿儒的心态异趋,这也是理解博学鸿儒群体分化的重要方式。第六章,庙堂话语的共时比较与文学评价。本章比较了博学鸿儒与同期台阁文臣的庙堂话语,分析两者的同、异表征,以此探讨话语主体与话语场域建立关系的方式对文学作品与作家心态的影响。从《诗观》《清诗别裁集》《四库全书总目》等当代和后世的文学评价来看,昭示出博学鸿儒庙堂话语所具有的文学思想的示范效应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