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问题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实施药品零加成,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开展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我国医改,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进入关键时期。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总体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优势医疗资源过于集中,分布不均衡。受医疗卫生体制影响,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主体的公立医院公益性不足,趋利性仍然严重,医疗费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服务需求增大,维权意识增强,医患关系信任度不高,医患纠纷并未随着医疗发展而减弱,医患关系形势仍然严峻。国家对医患纠纷的预防与处理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新时代医患纠纷治理内涵也在不断变化,给医院治理医患纠纷带了深远影响。本研究以广东省两所不同级别的医院为例,探究医院医患纠纷治理。首先对两所医院医患纠纷现状进行了比较,两所医院医患纠纷发生类型不同,H医院为综合实力很强的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以收治疑难危重病人为主,医患纠纷类型以并发症为主;G医院为综合实力较弱的区属医院,疑难危重患者收治较少,除个别突发医疗事件以外,医患纠纷以服务为主。其次本研究根据文献从宏观方面、中观方面及微观方面分析了医患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再次从医患纠纷管理架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医患纠纷预防等方面比较了两所医院在医患纠纷治理的异同。两所医院在医患纠纷预防机制和化解机制基本相同,但是也具有差别,主要表现在医患纠纷类型不同、预防重点不同及治理选择策略不同,并且医患纠纷治理选择策略跟医院级别无关,与医患纠纷案例大小、医院责任大小以及患方维权情况有关。本研究还比较了新时代前后医患纠纷治理的变化,分析了两所医院治理医患纠纷存在的个性问题及共性问题,个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医院监管培训不到位及重结果,轻预防,缺乏精细化管理。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医疗卫生投入不足、公立医院有市场化行为、医患纠纷多元治理机制不完善,最后结合新时代的特点,提出了医患纠纷治理的对策建议:一是完善医患纠纷协同治理,包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营造和谐医患关系、完善医务社会工作参与医患纠纷治理的机制等;二是弱化公立医院趋利行为,优化医患环境,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完善医院改革补偿机制、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等举措减轻患者负担,缓和医患矛盾;三是加强医院内部医患纠纷治理体系建设,主要是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加强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培训与考核、严格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建立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管理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