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方面，中国社会持续走高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的地区差异以及较为严重的财产不平等现状都说明目前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有日益加剧的倾向。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不仅加大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难度，而且增加了社会成本，甚至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项目的比例增长缓慢并且相比其他国家显著较低都说明目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由于公共服务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更为关键，因此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实际意义上的收入不平等。　　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对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的关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即在收入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上，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抓手，既保障了公共服务的足额供给又能够通过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来缓解收入不平等现状。唯有如此，经济增长才是更道德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本文以此为选题，重点研究在收入不平等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利用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本文在一个行为和制度分析框架下，主要运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本文在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公共品理论以及相关实验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行为和制度分析框架。根据新古典理性人假设，在排除策略性互动的前提下，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是不可行的，因此必须由政府介入。但是，在已有实验证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是可行的。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个体会受到诸如互惠性公平和不平等厌恶等行为因素以及诸如交流、惩罚和奖励等制度因素的共同影响，无论是源自个体本身的行为因素还是源自外部环境的制度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个体行为偏离理性人假设，从而使得公共品自愿供给显著存在。因此，本文认为针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在全面系统地明确影响个体行为的行为因素和制度因素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正确引导或者强化行为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公共品的足额供给。　　第二，本文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环境中全面地考察了被试初始禀赋不平等、个体投资公共品边际收益不平等和出场费不平等这三种收入不平等体现方式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各种影响。实验结果可以分为总体影响和个体影响两个层面。在总体层面上，本文发现:无论在何种收入不平等环境基础上，公共品自愿供给都会显著存在，只是其供给水平在多期重复机制中会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相比收入平等的基准情况，只有出场费不平等环境才能显著地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在个体层面上，本文发现: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和其投资公共品的边际收益显著正相关，但是初始禀赋和出场费差异对于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的影响还比较模糊;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具有延续性并且主要以个体投资和平均投资的差异为参照点进行动态调整。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被试选择进行公共品投资背后隐含的行为因素，结果发现互惠性公平和不平等厌恶这两种社会偏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说明，由于行为因素的作用，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是可行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还需要予以正确引导。　　第三，本文在一个包含以个体投资公共品边际收益不平等体现的收入不平等的典型的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环境中系统地考察了个体惩罚机制和一致同意型惩罚机制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各种影响。由于个体投资公共品边际收益不平等近似体现了机会或者权利的不平等，可能更能体现收入不平等的现实根源，所以本文后续的实验研究均以此来体现收入不平等。实验结果可以分为总体影响和个体影响两个层面。在总体层面上，本文发现:这两种惩罚机制的引入都能够稳定持续地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从而对供给效率提升有正向作用，但是由于被试需要为实施这种可置信的威胁而负担相应的成本从而对供给效率提升有反向作用并且其幅度大于正向作用，所以总体上这两种机制的引入反而降低了公共品供给效率。在个体层面上，和新古典理性人假设不同，本文发现:惩罚现象显著存在，只是在这两种惩罚规则下又有较大差异。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被试做出是否惩罚和惩罚力度这两个选择时的决策依据，主要包括目标被试公共品投资和自身公共品投资的差异，这主要体现了一种公平考虑。总体上，这些结论说明基于被试个体之间的惩罚互动机制对于充分发挥公共品自愿供给的作用有一定效果，但是并不理想。　　第四，本文在一个包含以个体投资公共品边际收益不平等体现的收入不平等的典型的公共品供给实验环境中深入地考察了外部惩罚、外部奖励以及外部惩罚和外部奖励这三种外部机制对于公共品供给的各种影响。实验结果可以分为总体影响和个体影响两个层面。在总体层面上，本文发现:这三种外部机制的引入都能够稳定持续地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而且由于这些外部机制并不改变组内资源总量而仅仅涉及组内资源的再分配，所以这三种外部机制都能显著地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特别的，包含外部惩罚的外部机制的效果尤为明显。在个体层面上，本文发现:外部机制的引入并没有显著改变个体公共品投资的跨期调整模式，只是在一个更高的投资水平上进行。这些结论说明，通过引入合适的外部机制，即使不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基于个体的公共品供给也是可行的并且效果良好。　　本文在一个行为和制度分析框架下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为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和缓解收入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实验经济学证据并且给予了行为经济学解释。一方面，本文全面地分析了收入不平等环境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的影响、验证了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的部分有效性，并且深入剖析了导致其有效性的个体行为因素。另一方面，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不同形式的惩罚机制和外部机制对于公共品供给状况的影响，并且寻找到了能够同时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的外部机制设计。应该说，在对行为和制度因素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引导行为因素的正向作用，社会可以走出公共品供给困境。据此，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中，在更有现实意义的参数设置下，通过实验室实验这一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基础上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并且给出了走出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实验证据和行为观点。这不仅有助于开阔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拓展研究视野，还有助于增强研究结论在应用方面的适用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