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史上，宋明理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理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的思想交锋对后世影响深远。程朱学派通过把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外化为天理，而在更抽象的层次上理解了政治生活应当遵循的道德法则，从而实现了中国政治哲学史上一次形而上学的飞跃。陆王学派则认识到，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道德法则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规定。外在的天理能够告诉事物的规律，却无法告诉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合目的的生活，而不是合规律性的生活。这种目的性只能由人的理性自我规定，而不能由外在的规律决定。陆王学派通过把外在的天理与内在的人心合二为一，实现了人在政治生活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大多侧重于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研究，毕竟两人是各自学派的集大成者，这种研究更具有典型意义。但陆九渊与朱熹是同一时期的思想家，而且两人有过多次重要的学术论辩，陆九渊心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对治朱子之弊，因此对于陆九渊的研究更有助于认清心学在思想史发展上的意义。　　陆九渊虽以继承孟子自居，但其实他是广泛摄取六经中的思想来显发孟子的精神。陆九渊心学的宗旨在于，破斥一味追求空泛的议论而忘却道德实践的时代风气，引导人们切实地反省自身，最终挺立起人之为人的道德根据。陆九渊心学的核心概念虽然是"心"，但其运思起点却是"人"。陆九渊探讨的主要是人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他通过层层追问至天理，而为人应当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确立起了形上根据，继而从人如何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推进至人必须过一种政治生活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道德本质。在陆九渊看来，人皆有良心正性，这就为人类在政治生活中追求良善做出了道德承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庶民之心与圣人之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都应当被给以平等的道德尊重。但陆九渊对于人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能力，却没有给予平等的肯定。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道德差别，缘于气禀、物欲和意见对本心不同程度的蒙蔽。士人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就可以发明本心，而普通民众要发明本心则有赖于政治的教化。于是，存善去恶的道德使命最终导向了人类对于政治生活的追求。　　历史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历来是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古代思想家通常是通过古今的对照来阐述其政治理想的，而到了宋代，由于思想家具备了更高的形而上学能力，开始通过天理这个抽象的概念来建立政治生活的价值尺度，所以，历史观的重要性有所削弱。但在陆九渊的心学体系里，依然可以察觉出一种鲜明的历史维度。陆九渊在其对于历史的思考中，阐明了政治的起源、本质、目的和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哲学主题，并通过对上古至南宋的历史过程的分期，为政治生活高悬了一个三代理想，凸显了士人的政治主体地位。陆九渊认为，三代以前的政治系统是自足自明的，因为道统与治统是合一的，政治过程也就是行道于天下的过程。而三代以后，道统与治统相分离的现实，使得王权不再具有先天合法性，而必须接受价值标准的考量。道统在士人阶层中传续，士人对于价值系统的优越地位，无疑对君权形成一种制衡。另外，士人也担负着格君心之非、引君当道的政治责任，这就奠定了"士"作为政治主体而存在的政治地位。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新发展"。　　陆九渊的皇极思想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尚书·洪范》中的"皇极"观念在宋代政治话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两宋理学家经常借用这一概念以阐发他们的政治理念。对于"皇极"的不同理解，也是陆九渊与朱熹反复争辩的主题。朱熹把"皇极"看作人君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为民众树立一个标准，这有其推崇虚君而限制君权的意图。但陆九渊认为，人君不应当仅仅作为一个万民的标准，而应当发挥其能动性，与大臣、士人一起建构出一个优良的秩序，以使万民都能够在此理想秩序中实现自己的道德本性。在陆九渊看来，"皇建其极"的过程是一个君、臣、士相互协作的过程，君、臣、士各自担负着不同的政治职责。这一过程表征着人在天理面前的主动性，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天理的安排，而是能动地弘扬天理。　　陆九渊政治哲学有着鲜明的本源主义特征，这种本源主义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最终的来源发展而来，这个最终的来源就是道或天理，它为人类的政治生活提供唯一的价值支撑，故而陆九渊乃至中国传统儒家都信奉一元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绝对真理，不容有二，这一点显然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所信奉的多元价值相悖。陆九渊政治哲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对人的认识上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概括为"成为人"与"作为人"的不同。陆九渊认为，政治的宗旨在于成就人之为人的伦理目的，人心虽本善，但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蒙蔽，所以人必须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地去除蒙蔽以发明本心。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虽然也承认人在上帝面前是不完满的存在，但认为人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永远不可能达到完满性，故而人只能作为人而存在，而不能超越自身去追求别的存在。陆九渊所认识到的人是一个立体的人，人是作为一个未来的存在;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所理解的人是平面的人，人是作为一个当下的存在。这种不同的理解，导致前者只看到人之职责、义务，而不谈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而后者则强调入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义务只是保障权利有效性而派生出来的。这种对于人的认识的差异，也使得自由、民主与平等等现代政治理念难以从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获得义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