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形成了互动发展的格局(陈建军和陈菁菁，2011)；另一方面，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后，我国环境治理力度逐渐增强，污染物排放和工业能耗的下降趋势明显，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否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本文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演化和发展的原因进行解释，并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在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究竟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又是什么？
　　基于现有研究和理论分析，本文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通过倒逼制造业升级和扩大创新需求、提升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化水平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关联度，推动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演化和发展。
　　在实证检验部分，根据理论分析本文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是否通过上述理论分析的机制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所得结论如下：(1)使用城市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演化和发展，并且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2)分区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推动效应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在推动产业融合和发挥环境治理的倒逼机制上持续发力；(3)分城市中心度的研究发现：在中心城市的环境规制没有产生推动产业融合的效果，而在非中心城市出现了显著的倒逼效应。(4)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倒逼制造业升级和扩大创新需求、提升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化水平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关联度，推动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演化和发展。由此，针对性地提出因地制宜的环境治理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水平提升和宏微观相结合的政策引导产业协同发展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