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思想中“人”与“礼”的关系是一个要点,荀学研究过程中的大部分分歧,都交织于此。本文意欲重探荀子思想中“人”与“礼”关系的目的,旨在说明,从“人”的规定性出发,如何呈现出“礼”所蕴含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社会秩序结构的合理性。基于荀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始终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因此,本文从原理化的角度,对荀子思想中的“人”与“礼”如何呈现出内在的和谐关系进行了再思考。具体而言,通过对荀学研究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荀子思想的研究,基本在两大脉络中展开。一是宋明以来的“心性”传统,二是清末以来,对荀子之“礼”进行历史化、社会化的解读传统。在前一脉络中,基于宋儒对荀子“性恶论”的判定,“人”会与德性的自发养成产生冲突,进而“礼”也会被理解为外在的,对“人性”的社会化塑造。而这显然与儒家推崇的德性的自然生长相对立。而在后一脉络中,对荀子“礼”的思想进行社会化,以及历史化的解读,使得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在引导“人”进行现实伦理实践的层面上,得到了详尽的解读,但同时使得荀子思想中的“礼”展现出“客观”的面貌。而这种外在客观的“礼”,显然也与儒家特有的“礼乐”文化有所差别。因此,从先秦儒家的立场来看,如何凸显荀子思想中的“人”,在先天的意义上具有成就道德实践行为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保证外在秩序结构的合理性,就成为了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为了更好地展现上述问题的面貌,文章首先重新设立了阐释荀子思想的参考背景。在先秦诸子对“治”的追求这一背景下,荀子自然也会从人的修为层面,以及外在社会秩序层面,设立相应的秩序原则。文章通过对荀子思想中的“礼”进行原则化的解读,以及在这一原则下,“礼”在作用于“人”后所应该展现出的理想秩序状态,明确了荀子要求“人”应该主动实现“礼”的秩序内容。然而,在现有对荀子思想解读的脉络中,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礼”的角度,都无法完全有效地论证这一过程。换句话说,在以上诉求的观照下,按照现有对荀子思想的理解,就会出现“人”与“礼”的紧张关系。故而,当从固有“性恶论”的角度无法对以上问题进行论证的时候,文章首先引入了荀子思想中“天人关系”这一更广阔的视角。在“天人相分”与“天人相参”的背景中,“人”显然具备着主动构建“治”这一理想秩序状态,以及主动践行“礼”的秩序原则的能力。事实上,荀子在《天论》篇中,确实也设定了“人”所具有的实践行为的意义根据,以及实践行为所需的生理资质。而这种实践行为的意义规定,显然由“群”这一概念来承担。在荀子思想中,“群”的概念并不单纯地指向现实的结群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亲属关系而呈现出的内在差序结构。同时,这种亲属关系与差序结构,也正是荀子思想中“礼义”的实际内容。在此基础上,荀子思想中的“性”也并非宋儒眼中的“人之为人的根据”,而是承担了规定“人”的生理资质的作用。通过对《性恶》篇的结构以及主旨进行深入考察,荀子的“性”具体对应为“知仁义法正之质”与“能仁义法正之具”。因此,当“人”具备了实践行为的意义根据,以及实践行为的生理资质。“人”所进行的现实实践行为,就不仅是达成“治”这一理想秩序状态的过程,更是主动践行“礼”秩序原则的过程。从实践过程自身来看,“人”通过“心”的自发性与自使性,获得了在现实中的主体能动性。其后,“人”又通过“心”在运行时所需要遵循的标准,在现实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彰显道德意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在“心”的支配下,“人”所依次进行的认知之“辨”,以及言说之“辩”,就成为了建构“治”,与主动达成“礼”的实际步骤。其中,“辨”与“辨”在运作时所需要遵循的行为标准,就对应为“人”在伦理层面所应该遵循的“礼义”原则。而不同的“人”在共同进行“辨”与“辩”的行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实践能力与实践效果,就决定了外在秩序的差序结构。由此,“人”通过自发的实践行为,不仅养成了德性,还保障外在秩序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基于以上对荀子思想体系的阐释,荀子更加夯实了自己作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历史定位,也由此彻底消除了人们怀疑荀子具有滑向“法家”倾向的顾虑。在具体章节中,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荀子思想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示了本文之所以研究荀子思想中“人”与“礼”关系的背景,并提出在跳出“以孟观荀”背景的前提下,“人”与“礼”的关系如何重新界定的问题。第一章在详细回顾现有荀子思想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重新考察荀子所处的诸子时代,并提出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荀子整体思想的核心问题——“治”。由此,为重探荀子思想中“礼”与“人”的关系奠定了基本参考坐标。第二章基于“治”对荀子思想的观照,从“礼”对“人”所呈现出的秩序原则,以及“礼”与“人”现实相互关系的角度展现出,造成所谓“人”与“礼”紧张关系的根源所在,并由此追问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第三章引入荀子思想中“天人关系”的内容,意图从这一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分别展现出荀子思想中“人”与“礼”更深层次的特质,以及二者与“治”的关联。在此基础上,文章说明了解决二者紧张关系的着手点。第四章参照“天人关系”中“人”与“治”的关系,将荀子思想中“群”的概念解读为内化的差序结构,并以此作为“礼义”的实际内容。其后,通过对《性恶》篇的考查,荀子之“性”体现为对“人”的生理规定,即“人”所具备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能仁义法正之具”的实践资质。第五章基于前文展现出的解决问题的相关基础,“人”所进行的主动实践行为,不仅是达成“治”这一理想秩序状态的过程,同时也是主动践行“礼义”原则过程,更是自发呈现“礼”实际内容的过程。